唐宋八大家經(jīng)典文章賞析·蘇洵《送石昌言使北引》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shù)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 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后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shù)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shù)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 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余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shù)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于昌言獨自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沖口舌之間，足矣。

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shù)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于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于夷狄?請以為贈。

古時送別各以詩文相贈，集帙而為之序的稱為贈序，其后凡是惜別贈言的文章，不附于詩帙的也稱贈序，內容多推重、贊許或勸勉之詞。本文是蘇洵為親友石昌言出使契丹而作的臨別贈序，因洵之父名序，為避家諱，故此文稱引而不稱序。引，也是一種文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云：“唐以后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可見序與引頗類同，于是以引代序。文中蘇洵對親友石昌言出使契丹寄予厚望，并回顧歷史，剖析強虜本質，指出須藐視之，其中有惜別，有懷舊，有勸勉，熔事、理、情于一爐，敘事平易而生動，析理深刻而圓轉，抒情親切而自然，讀來波瀾跌宕、流暢宛轉，在歷代眾多的贈序中，這是一篇廣為傳頌的佳作。

自宋初以來，由于縱容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農民賦稅徭投負擔沉重，國家財源枯竭，朝廷黨爭頻繁，政治危機日趨嚴重，國力貧弱，在對待外族(主國是契丹和西夏)的入侵問題上，一直屈辱求和，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宋輸契丹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契丹遣蕭英、劉六符至宋索晉陽(今山西太原市)及瓦橋(今河北雄縣易水上)以南十縣地，結果定盟加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且稱為“納”，宋王朝就是這樣一味妥協(xié)退讓，乞得一時茍安。其時宋廷朝野也有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契丹炫耀武力，威脅中原，而其實力并非強大，不足為懼，蘇洵便是持此論者，這種看法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多有提及。嘉祐元年(1056)八月，宋朝派刑部員外郎石昌言出使契丹，為其國母生辰祝壽，顯然，此行責任重大，既要修好兩國邦交，又要不辱使命，不損國威，此文便是寫于石昌言臨行之際。石昌言，即石揚休，字昌言，其兄石揚言娶蘇序(蘇洵之父)之幼女為妻，故蘇、石兩家是親戚，作為昌言的至親好友，當昌言將出使北國，蘇洵心中自然感觸萬端，欽敬、感佩和惜別之情交織于心，寫下這篇臨別贈序，

蘇洵的散文，素以議論擅長，而在敘事與抒情上，也別具特色，在這篇贈序中，就很見功力。

本文第一段主要是懷舊和寫惜別之情。首先回憶往事，一是兒時蘇洵與孩子們在家門口游戲時，昌言曾拿棗栗給他吃; 加上兩家居址相近，又因是親戚的緣故，相處頗為親近隨便。十分生動地交代了他們之間親密的關系。其后昌言舉進土，漸漸有了些名聲，同時蘇洵也長大了一些，開始學習，但“未成而廢，”昌言對此“甚恨”。此后昌言及第，在外為官，他們之間的聯(lián)系就中斷了。蘇洵斬漸長大，重新學習，也就是27歲始發(fā)憤，閉門苦讀，通六經(jīng)百家，幾年以后，蘇洵游京師，與昌言在長安相見，出示自己的十幾篇文章給昌言看，昌言“甚喜稱善”，蘇洵由此也感到高興。這一層是寫他們兩人的關系和昌言的治學態(tài)度。寫法頗別致，都不是從正面去寫，而是通過兩人的交往，以及昌言對自己學習的關注和影響，以情感驅策筆墨，似乎是隨意點染，但又有其內在的聯(lián)系，十分自然地把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言明，而且鮮明地展示了昌言的治學態(tài)度，把昌言積極進取、厭惡平庸、真誠率直的性格和為人生動地刻畫出來，這樣寫不僅適宜作者抒發(fā)感情，創(chuàng)造了至友送別的氣氛，而且為后文中對昌言的勸勉和激勵作了鋪墊。文章至此，筆鋒一轉，以“今十余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略過昌言十幾年的為官經(jīng)歷。宋代以翰林學士掌內制 (起草有關后妃、親王、宰相、節(jié)度任免的詔命)，以中書舍人掌外制 (起草百官任免的詔命)，沒有正式授予中書舍人的，稱知制誥，石昌言當時官職為刑部員外郎，知制誥，所以說他“官兩制，”石昌言就是在這個時候將“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文章隨即轉入抒寫惜別之情。自古離別多傷悲，但作者卻一反常情，摒棄了離別時異常復雜的多種情愫，而偏偏截取了“建大旆，從騎數(shù)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那最為壯觀的一幕，并以此反思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流露出作者對昌言的欽敬和感佩，進而情不自禁地贊嘆“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沖口舌之間，足矣。”沖，乃古時的一種戰(zhàn)車，折沖，即擊退敵軍，迫使敵人戰(zhàn)車后撤，這里是指在外交上戰(zhàn)勝敵人，充分表達了蘇洵對昌言此行的信賴。作者所以有這種感情，一方面緣于對昌言的了解，他相信這位自己從小就諳熟的親友是能堪此重任的。另一方面，這種感情也正符合蘇洵的政治理想，換言之，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決定了他的這種情感，當外族不斷入侵宋朝疆界時，蘇洵一直反對妥協(xié)退讓，希望宋王朝能夠強盛起來，與強虜抗衡，正是基于這種思想，當此送別昌言之際，作者的目光沒有囿于友人別離的狹小圈子，而是面對那整肅壯觀的出使隊伍，抒發(fā)了自己壯懷激烈的豪情，以對至親好友的無限信賴，寄寓了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并不無感慨地喊出了“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的強音。

文章的第二段，寫的是蘇洵在送別之際，對昌言的激勵和希望，通過兩件史實，激勵昌言不要被契丹的貌似強大所嚇倒。文中首先講的是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四月，彭任隨富弼出使契丹，使者隊伍在離開中原的驛站中，夜聞數(shù)萬騎身披鐵甲的戰(zhàn)馬奔馳而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隨同出使的人都驚懼失色，及至天明，看到戰(zhàn)馬馳過的痕跡，尚控制不住驚恐之情。契丹用這種假象欺騙宋使，使宋使“震懼而失辭。”作者以此為據(jù)，說明契丹并不可怕，他們炫耀武力，正是不欲戰(zhàn)的表現(xiàn)。接著，作者又引出一個與此相反的史實，從反面證明，敵人越是氣勢洶洶，越不足畏。西漢時，奉春君劉敬受命赴匈奴探看虛實，他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劉敬認為：“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所以劉敬認為匈奴不可擊，但劉邦不聽，遂赴平城，匈奴果出奇兵，致有圍高祖于白登七日的教訓。通過這兩件史實，作者再次強調了他在《幾策·審敵》一文中“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的觀點，從而得出了“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的結論。并引孟子語，說明去游說大人物(這里指契丹的統(tǒng)治者)，“勿視其巍巍然”，而要藐視他，進一步勉勵昌言要借鑒歷史經(jīng)驗不畏強敵威脅，發(fā)揚民族正氣，最后以“況于夷狄”作結，充滿了藐視敵人的豪情壯志。這一段雖無一句規(guī)諷昌言的話，但字里行間都熔鑄著深情的勸勉，希望昌言不被敵人的氣焰所壓倒，敢于“折沖口舌之間”，敢于藐視敵人，奪取外交的勝利。行文宛轉曲折，意在言外，言者情深意重，聞者足為鑒戒。

這篇贈序在寫作上結構嚴謹、層次公明，有懷舊、有惜別、有勸勉，錯落有致、敘次井然。文中的敘事、抒情和議論渾然一體，在寫作者與石昌言的關系時，就任情由韁、隨意揮灑，選擇了幾件既平常而又典型的事例，先寫蘇洵兒時為戲，昌言以棗栗給他吃，更兼兩家相近，又是親戚，故“甚狎”。后洵讀書，未成而廢，昌言聞之“甚恨”。十余年后，蘇洵發(fā)奮復學，昌言讀洵文章后又“甚喜”。甚狎、甚恨、甚喜，僅六個字，不僅使文章脈絡清晰，而且波瀾起伏，富于變化，給人以情的感染。把昌言的為人和治學態(tài)度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在對昌言的勸勉中，以“彭任從富公使還”和“平城之役”兩件史實為借鑒，以事顯理，深慎警醒，講的是往事，卻給人以理的啟迪，讀來自然婉轉、心悅誠服。通觀全文，語言簡潔、謀篇嚴整、筆意飛灑、搖曳多姿，實乃贈序中的上乘之作，無怪乎劉大櫆稱贊此文“波瀾跌宕，極為老成，句調聲響，中窾合節(jié)，幾并昌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