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南齊書目錄序》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

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后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郁而不發;而梼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命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跡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后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俊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圣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 至于宋、齊、梁、陳、后魏、后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

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 可不惜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這篇文章是館閣群臣校定梁·肖子顯所撰《南齊書》后曾鞏為該書寫的一篇序。為他人之書作序; 一般都是以書作者或書籍內容為主，側重于介紹和評論，但這篇序卻不守成法。雖名之曰序，全篇卻以史論為主; 所論內容又與本書密切相關，在對正題的論述之中很自然地評價了《南齊書》的價值，指出本書根本缺陷之所在，以論帶評，有破有立，至有條理，非但是曾鞏書序體散文中之佼佼者，同時也是書序體中馳譽后世的名篇之一。曾鞏學有根底，博古通今，曾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元豐四年宋神宗手詔，贊“曾鞏史學見稱士類”，使典修撰五朝史事，可知曾鞏的史學素養頗深。更兼作者清正古樸、意蘊深沉的文字功底，無怪乎曾鞏的這篇序備受當時及后人的稱贊。

文章的第一段，簡單明了地介紹了《南齊書》的結構及與前代同類史籍的淵源關系，引出撰人，并特識“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這一筆，就為后面的論述引起了話頭。肖子顯是齊高帝肖道成之孫，豫章王肖嶷的第八子，齊封寧都縣侯，梁初降為子。自請撰修南齊史書，奉梁武帝敕，撰寫畢，表奏之，詔付秘閣。以前朝帝王子孫而修前朝史書，二十四史中只此一家。正因為前代未遠，且子顯與前朝貴族恩怨糾結甚深，撰寫中未免乖亂史法，“更改破析”、“事跡曖味”之處尤多，遂為后世識者交譏。曾鞏特識于此，既為后文批評《南齊書》埋下伏筆，暗地里又譏刺了梁武帝“所托不得其人”，由此生發，展開了下面的議論。

議論之始，曾鞏率先說明自己對“史”的基本認識。“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修史的目的，就是“以(前代)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后世)法戒”，把圣人之道、把前代的統治經驗傳諸后世。使后世有所依托、有所借鑒。史之要務，就是得其意、正其實、通其理、善其辭，以圣人之道為準則，明其善惡，正其得失。而要得其意、正其實、通其理、善其辭，整理條貫、傳之久遠，就一定要“得其所托”，讓那些“良史”執簡操筆，“為之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倘若“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郁而不發;而梼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史法也就亂了，善惡忠偽也就不可分辨了，前代業績也就不能彰明了。如此，“史”也就起不到傳達圣人之道的作用，修史也就沒有意義了。這段論述，先明修史之目的，次及“所托必其人”的重要，終以“所托非其人”造成的惡果來反證”所托必其人”這一結論，層次分明，文字干凈，論證確實。

到了這里，文氣很自然地一轉，什么樣的人才堪托以修史這樣一個論題很自然地被引申出來了，下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圍繞著“良史”二字展開，論證的細密周致、委婉自然。“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簡言之，所謂良史，必須內蓄道德，外修文章，是圣人之徒，方可措手史籍，這種主張，很明顯地和古文家“文者道之器”(李漢《昌黎先生集序》)、和曾鞏的文學觀保持一致。

論題確定了，下面就從正、反兩方面論證“良史”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曾鞏并不是單純以證成論題為目的，而是在論列史學發展史的同時，有破有立，提出了史官、史籍的標準規范，評判了兩漢以來史學的優劣得失，寓褒貶于質樸的敘述之中，所以這兩段文字雖然簡約，但其蘊含的內容卻很豐實。

從“何以知其然也”始，為正面的論述。堯舜之時。執政者“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任政者“皆天下之士”，“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治天下之具”甚為完備，政績甚為昌明。這個時期“執簡操筆而隨之”的史官，“亦皆圣人之徒也”，他們能歷記當朝政績，傳達圣人之道，“并與其滌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細無不盡也，本末先后無不白也”，產生了《堯典》、《舜典》這樣的名著，“史”真正地貫通著“道”，且能發幽顯隱，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道德齊備，文方茂盛，著述輝煌。史學之所以在這個時期能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為當時史官“明”、“道”、“智”、“文”俱足，君臣相得、所托正確之故。這段論述由政業推及史籍，再由史籍推及史官，緊緊扣住了中心論題，層層深入，線索異常清晰、洗煉，顯得流暢生動，質樸自然。論證之余，對史籍的體制規范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從“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始，是總結經驗教訓式的反面論證。通過對兩漢以來史學的宏觀概括，通過對史家巨擘司馬遷這個個案的解析，使讀者對論題的認識又具體了一步。曾鞏對司馬遷是貶多于褒的，他在肯定司馬遷的貢獻——能在秦火之余勤于搜求，“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創立史書體制的同時，又指出他不能純達圣賢之高致而現之于后世，“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因此，雖然不能說司馬遷不是“俊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但終究“明不足以周百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能以文貫道、弘揚圣法，史則史矣，非為“良史”。“遷之得先如此，況其他邪?”后世史書，“蓋無以議為也”——不值得細細議論了。

這兩段論述，一正一反，一揚一抑，構思精巧，筆力雄健，破立結合，立意鮮明，既證成了論題，又表達了自己對史學的一些基本看法，敘與論、褒與貶結合，細部的描摹與整體的勾畫相互呼應，以少少勝許多，堪稱大手筆。

最后一段，照應本文寫作緣起及第一段的內容，特論肖子顯的《南齊書》。“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而且“其文益下”，顯然肖子顯不具史才; 文筆章法也不入曾鞏法眼。非獨文筆低劣，數世之史，資料繁多; 理應線索清楚，史實明確，他卻給弄得“事跡暖昧”，褒貶無據，立不定立場，把持不了大道，起不到“明夫治天下之道”的作用，簡直是一無是處。很顯然，在曾鞏看來，肖子顯不具備“良史”的條件，《南齊書》算不得是“以文貫道”，斯人斯書，實在沒有什么價值可言。文章之末，喟然興嘆，為史者“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稱”，史之所托，豈可忽哉! 再一次撮起全文的中心論題，與議論之始遙相呼應。

這篇文章較長，但立論新奇，行筆不落俗套，構思精巧，層次清楚，起承照應法度謹嚴，結撰的統一整飭頗有變化，論證嚴密，絲絲入扣。語言上，本文也頗具特色，駢、散結合，長短相間，句式變化大，迭句、問句用得很多，這些都很好地疏導了作者思想感情的流露。總的來說，這是一篇優秀的文章，不論是研究史學史還是文學史，都應很好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