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書云欲相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仆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

仆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仆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后，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愿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 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 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 以求其質，本之《詩》 以求其恒，本之《禮》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 以求其斷，本之《易》 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粱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 以暢其支，參之《莊》、《老》 以肆其趣，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 有取乎，抑其無取乎? 吾子幸觀焉擇焉，有余以告焉。

茍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是一篇書信體散文。韋中立系潭州刺史韋彪之孫，元和十四年 (819) 中進士。元和八年 (813)，他曾寫信請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師，這篇文章即是柳宗元答復他的回信。寫此信時，柳宗元由于政治上的罹難被黜貶為永州司馬，謫居永州。在這期間，盡管他胸中苦悶，處境艱難，然而“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辭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矣，” (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仍然沒有停止寫作。他曾給友人寫了不少治學、論述文法的書信，《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章內容包括兩部分，前半部論述師道，說明自己不愿為師的理由，抨擊社會上不重師道的流弊，諷刺世人對為師有如犬吠的行徑。文章后半部介紹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和寫作經驗，強調“文以明道”，結尾點明主旨：為師要取其實而去其名。全篇說理、敘事人情人理，既是一篇尖銳、犀利的論師道的檄文，又是一篇體會深刻，極有價值的文學創作論。

文章從韋中立“欲相師”始，申明作者才疏學淺，不足為師，除去主觀上不具備條件外，更重要的是客觀社會的不良世風。為詳盡地揭露今世師道的衰頹和人心的險惡，充分說明自己不能為師的理由，柳宗元分三個層次，層層深入，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述。

第一層，作者列舉“韓愈抗顏而為師”遭到“群怪聚罵”的例子，說明古代尊崇師道的優良傳統自魏、晉以來已斷絕，今世師道益加頹廢，世人“聞有師”，“輒嘩笑之，以為狂人”。面對這種世風，“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結果遭到世人的責怪和辱罵，最后落得倉惶出逃的下場。柳宗元在此并不直言應避師風，勿為人師，而是正話反說，單舉韓愈不合流俗獨為人師的下場來反證自己不能“抗顏為師”的理由。

第二層，描寫世人將為師看似奇異怪事。為揭露人們如何惡毒、粗俗地看待為師的作法，柳宗元巧妙地將此與“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聯系在一起。蜀犬因見日奇而群吠，越犬因見雪怪而狂奔，然“日”、“雪”本無過錯，屬自然現象，只不過是狗少見多怪罷了。柳宗元在此借用“蜀犬”和“越犬”的軼聞辛辣地諷喻了世人對為師的態度有如瘋狗見雪，見日狂吠一般的荒唐可笑。在此柳宗元一方面借諷刺世風而傾吐自己內心對現實的強烈憤懣，鞭撻詆毀師道的俗人;同時也委婉曲折地道出了自己不愿招惹喧鬧，自討眾怒，不能為師的苦衷。柳宗元自遭貶以來，本已“僵仆煩憒”，“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因此，他不愿再使吵鬧之聲“咈吾耳，騷吾心。”

第三層，柳宗元以孫昌胤行冠禮遭外廷恥笑一事為例，又一次從反面說明做別人都不做的事必招眾人嘲弄責怪。如今自命為師與孫昌胤行冠禮似同一類事，必遭惡運。柳宗元批判不良世風的目的雖與韓愈同出一轍，但具體寫法卻大相徑庭。韓愈曾不顧世俗，獨抒已見，作《師說》從正面論述師道，而柳宗元卻另辟蹊徑，從反面批駁世俗的偏見，且論師道的陵夷，既有辛辣的諷喻，又有幽默的諧語，在論說中穿插趣聞，實例，從嘻笑怒罵中說明道理。

柳宗元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一文中曾寫到：“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由此不難看出，柳宗元久避師名，但并不拒絕為師。他對于求教之人，總是滿足要求，不吝賜教。柳宗元在本文中雖言明不肯為師，但卻表示愿與韋中立交往，傳授自己的全部知識，為師不務虛名，而取其實。他認為師生應當教學相長，取長補短。他啟發韋中立學習要獨立思考，對別人的見解應“茍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擇善從之，要提高自我觀察、判斷是非的能力。

柳宗元是一個“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人，他不肯自居道統，召收后學，而卻默然擔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長責任，向學生誠懇，悉心地傳授治學經驗。文章的后半部分，柳宗元詳盡地向韋中立介紹了自己多年的寫作體會和技巧。韓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導的“古文運動”，反對六朝駢儷的文風，在宣傳，推崇文學主張的同時，且積極地從事于散文的改革實踐，使“古文運動”顯示實績。柳宗元認為寫文章的核心問題是“文以明道”，他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這段話集中概括了柳宗元的文學主張，是他從事寫作的指導思想。他認為文章是用來闡明圣人學說的。他堅持為文首先應注重內容的觀點，形式和文采要為“道”服務，同時也不應忽略藝術技巧，不單純追求形式的漂亮。

柳宗元結合自己多年的寫作實踐，詳細地論述了對寫作態度的認識。他指出寫作態度必須要端正，不能“輕心掉之”，“怠心易之”，及“昏氣出之”，“矜氣作之”，避免使文章不沉著，不嚴謹，雜亂和充滿傲慢情調。柳宗元把文章的優劣與作者的思想品格，文學修養和工作作風聯系在一起，他強調寫作態度的嚴肅，也是在強調作人的道理。

柳宗元不但重視文章的內容，也同樣注重寫作技巧，重視文章的文采風格。他在信中向韋中立詳細介紹了自己的體會，行文時要抑揚結合，使文章既含蓄，又明快; 疏通文意使文章通暢，精簡文字使言詞簡約; 有時增刪損益，以使文章清新簡練; 而有時文章則要有所匯聚熔鑄，以使文章凝重深厚。寫作時這幾組關系必須要處理妥當，以免文章晦澀，淺薄，失于流俗。為了闡發更多、更深刻的道理，還應學習“五經”的長處，汲取前人的經驗。柳宗元認為應當學習《尚書》的樸質文風; 學習《詩經》求文章情味雋永; 根據“三禮”使文章和行為合乎禮儀; 根據《春秋》學習判斷是非的能力; 根據《周易》學習文章的靈活變化。這些都是借以汲取圣人學說的源泉所在。柳宗元雖以明道宗經為旗號，反對駢儷，但并不機械地仿古誦經，而是在學習“五經”的基礎上，兼收并蓄，觸類旁通，博采眾長，轉益多師以形成自己的風格。柳宗元認為借鑒《谷梁傳》可以磨練文氣; 借鑒《孟子》、《荀子》可使文章條理暢達; 借鑒《老子》、《莊子》使文思開闊; 借鑒《國語》使文章富有情趣; 借鑒《離騷》使文章情思幽深; 借鑒《史記》使文章更為簡潔。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雖是一封書信，卻敘事、說理揮灑自如，內容豐富。文中敘述，論證，說理，諷喻兼而有之。敘述采用具體的事例。議論通過敘述說明觀點，推演道理，寓理于事，以理服人。面對不重師道的世風，柳宗元不是枉加指責，枯燥說教，而是層層深入，以精辟透徹的說理服人，對社會上的流弊和俗人，柳宗元態度堅決、明朗，在奚落諷刺，嘻笑怒罵中給予揭露和抨擊; 而對韋中立這樣的后學則循循善誘，態度謙虛、誠懇，不吝賜教，表現了平等待人，鼓勵后學的長者之風。即使是申述自己不能為師的理由時也是措詞委婉，入情入理，與世俗流弊形成鮮明的對比。

柳宗元散文一貫講究結構嚴謹，本文也體現了這一特點，段落層次之間銜接緊密，聯貫一氣。文章開門見山談“相師”，中間逐層分析，說理充分有力，最后以為師要“取其實而去其名”的結論收尾，前后呼應，渾然一體。

柳宗元散文的另一特色是注重文章的文學色彩和審美特征。邏輯性和形象性的統一使柳宗元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藝術美。本文舉韓愈“抗顏而為師”以及孫昌胤行冠禮的事例都是選取世人中獨具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選取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可以小見大，反映整個社會的世風。此外用“蜀犬”和“越犬”比喻諷刺俗人，也同樣使說理中出現鮮明的形象，從而更具說服力和藝術感染力。

最后應提到的是柳文的語言特色。本文行文簡潔，冷峭，明白曉暢，詞不泛設，不假飾，意盡便止，恰到好處。文中采用大量的排比和對偶句式，既增強文章的氣勢，又使句式整齊、音調和諧。全文情感含蓄深婉，可謂柳宗元散文中的一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