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訄書》的主要內容,《訄書》導讀

《訄書》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學術著作。章炳麟著。初版于1900年，后經刪改，1904年由日本東京翔鸞社刊行。1914年又作根本性的增刪，易名為《檢論》，次年收入上海右文社出版的《章氏叢書》。現有1919年浙江省圖書館出版的 《章氏叢書》本、1958年中華書局本等。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后更名絳，號太炎，浙江余杭(今杭州)人。青少年時代飽學中國古代文化歷史知識，曾從師于著名古文經學家俞樾。28歲時任上海 《時務報》撰述，后任職于 《經世報》，積極宣傳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后被通緝而流亡日本，后割發辮，宣布反清革命，與維新派決裂，批判康有為的保皇言論，觸怒清廷，被捕入獄。出獄后赴日，參加同盟會，主編 《民報》，宣傳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后回國，任南京總統府樞密顧問。五四運動后逐漸頹唐，宣傳尊孔讀經，反對新文化運動。晚年贊成抗日。1935年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 《制言》，以講學終老。章炳麟學識廣博，在哲學、史學、文學、語言學、邏輯學等方面皆有較深造詣，著述很多，主要有《訄書》、《國故論衡》、《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等。

《訄書》初版共50篇，1904年版收入論文63篇，更改書名為《檢論》時，改變結構而為9卷。本書古字較多，頗晦澀難解。所論內容廣泛，既論述了中國古代各時期學術流派的學術思想，又集中反映了作者早期的民主主義政治觀點和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本書運用近代科學知識，批判了古代天論中的神學迷信成分，認為古人所說的那種積氣而成、塊然大物的天是根本不存在的，宇宙萬物受陽光的普照而生存，與天并沒有關系，宇宙是由無數星系構成的，每個星系皆有自己的恒星，太陽與其各行星相連駢衍。從宇宙發生學的角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駁斥了中國古代緯書中的六天地說。進而對人們仰視所見的蒼蒼者作了解釋，認為地球周圍的大氣，看上去如蒼蒼的顏色，而大氣“在地曰氣，仰瞻則曰天，猶之云與雨也，非有二質，顧其所見異爾”。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思想，認為世界上的生物都不是一下子產生的，都經歷了一個進化的過程，“蠐螬化而為復育，復育化而為蟬，物之更迭也”，“惟人亦然”(《河圖》)，人是由低等動物逐漸進化而來。概括了由無機界到有機界、由低等生物到人類的演進過程。認為人類的進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同的歷史民族由于不同的地理環境、階級差別、制度風俗等都經歷了發展變化的過程。認為不僅人種是進化的，而且人類社會也是不斷進化的，都經歷了由蒙昧到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國社會的發展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先后經歷了母系氏族社會和父系氏族社會，“自皇氏，民未知父，獨有母系叢部”(同上)，從夏代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實行同姓不婚制度，以利于種族的繁衍和生存，“上世同部，男女旁舞交會，無夫婦名。戰勝略他族，女始專屬，得正其位號”(同上)，人類脫離了雜亂婚配后，實行一夫一妻制。還探討了生物及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因，認為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進化皆是“物競天擇”的結果，指出“物茍有志，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所以變。變至于人，遂止不變乎”。(《原變》) 人的進化不同于自然界的進化，它是以“器”即生產工具為標志，“人之相競也，以器”(同上)。具體論述了古代社會中“器”的改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認為在神農時代，人們 “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 至黃帝時代，人們 “以玉為兵”，伐樹木為宮室;在大禹時代，人們 “以銅為兵”，開山劈嶺，疏導江河，使天下通平;此后，人們 “作鐵兵”，驚恐野獸，折揚江水，表現出征服自然的偉大力量。因此，石器、銅器、鐵器是區分人類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重要標志。

《訄書》在認識論上，主張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感有交錯，以成智慮” (《原教下》)，認為外物的顏色、形狀、聲音、味道、香臭、冷熱、干濕、軟硬等作用于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就會產生不同的認識。生理感官正常的人，感官相同，所獲得的感覺也相同。如果人的眼睛生了毛病，看見火光為青色，因此認為水光的顏色不是正常的，那就錯了。取三棱鏡對著太陽看會產生七色。這七種顏色不是由三棱鏡產生的，而是太陽光所固有的。蠟燭燃燒時，外層火焰強烈;冶鐵爐溫度熾熱時，火焰呈現白熾狀態，看上去好像無色，實際上并不是無色，不能由此認為顏色不存在。

本書還用生物和人對環境的適應程度闡明感覺的對象是不依賴于人的認識而獨立存在的，不能以人的感覺的差別性否認事物的客觀性。認為海魚從卵到長大都生活于海水之中，但不感到水是咸的，不能以此判定咸味是人味覺的產物而否認咸味的客觀存在。一個人每天都吃醯梅，久而不覺其酸，不能以此否認醯梅不是酸的。本書不僅重視感覺經驗，而且重視理性思維，主張人的認識應該由感性認識不斷上升為理性認識。人們通過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印象，然后通過抽象思維而上升為概念，再經過歸納類比，形成更大的類概念。這種更大的類概念，間接地反映事物，似乎是遠離客觀事物，但它并不是沒有客觀標準，而是更深刻地把握了事物的本質。

本書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和反對狹隘經驗論，但具有夸大理性作用的傾向。還認為一些讖緯迷信的東西也值得肯定，人們可以利用宗教預見來為自己服務，甚至認為 “圣人以上知千世，下知千世，則不藉于物矣” ( 《訂實知》)。

本書在道德觀上探討了影響人的道德風貌的原因： 其一是地理環境。指出： “寒冰之地言齊蕭，暑濕之地言舒綽，瀛鄔之地言詼詭，感也”。(《原學》)寒冷地區的人講話嚴肅;濕熱地區的人講話隨變;濱海地區的人講話怪誕。隨著交通的發達和社會的進步，“民得以游觀會同，斯地齊微矣”(同上)，人們的交往日益頻繁，地理環境的影響就不大了;其二材性的影響，如“倍根性貪墨，為法官，以賄敗”，“路索穿窬脫縱，百物無所約制，……能光大冥而極自由”，即培根生性貪婪，受賄免官;盧棱放蕩不羈，但卻能反對封建專制，將自由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認為真正具有特異材性的人，累世不過一二人，他們對社會道德面貌產生影響也不大;其三政教風俗對社會道德面貌產生重要影響。“古者有三因，而今之為術者，多觀省社會、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旨)”。(同上)

除上述之外，《訄書》1904年的東京重訂本，作者對以前的尊清政治思想作了自我批判，批判了維新派，由贊成維新變法轉向倡導反清革命，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張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動腐朽統治，在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 1. 《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
• 2. 馮契主編: 《中國近代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