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詩鐸》的主要內容,《清詩鐸》導讀

《清詩鐸》是清張應昌編纂的一部清詩選集。原稱《國朝詩鐸》，1960年中華書局排印出版時改今名。張應昌 (1790—1874)字仲甫，浙江歸安 (今吳興) 人，移籍錢塘(今杭州)。嘉慶十五年 (1810)舉人。官至內閣中書舍人。好著書，通經史，兼善詞章，著有《春秋屬辭辨例編》80卷、《補正南北史識小錄》28卷、《彝壽軒詩鈔》12卷、《煙波漁唱》4卷。其《春秋屬辭辨例編》成于晚年，功力純厚，于同治間進呈御覽，有“耆年好學，甚屬可嘉”之諭。所選清詩除《詩鐸》外，尚有《國朝詩正氣集》若干卷，惜已不傳。卒于同治十三年 (1874)，年八十五。《清史列傳》卷69有傳。

《晚晴簃詩匯》卷121載有張應昌為 《詩鐸》和《正氣集》自題詩各一首，前者末尾四句說：“披揀集眾益，民生暨吏事。以充銘座詞，以為采風備。”后者開頭四句說：“忠孝節義事，史傳志乘詳。詠嘆易興感，重此歌詩章。”可見選家的目光在《詩鐸》一書偏重于世道，所選無不關心吏治民風，在《正氣集》一書則專注于人心，全力歌頌忠孝節義之事。二者立意稍有不同，而要達到的目的卻無以異。《周禮》的古注說：“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德也。”木鐸即以木為舌的大鈴，宣布政令前往往巡行振鐸，以引起眾人注意。編者在這里稱選集為“鐸”，顯然是為了弘揚“詩教”，就是說要借助詩歌的諷諭勸懲功用來警戒當世。朱緒曾為本書所作的序言概括為 “以宣民隱，以資吏治，以厚風俗，以清政原”四句話，十分確當。由此看來，《清詩鐸》的推出不是為了知人評詩，也不是為了反映有清一代詩歌發展的面貌，它只是想為世人特別是當政者樹立一個座右銘，朝夕為鑒。這就決定了本書的價值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它是研究清代社會史的一種必要的參考資料。

本書的編輯開始于清咸豐六年(1856)，原以詩人編次，各家有一時一地數篇數十篇，也仿照白居易《秦中吟》、《新樂府》的舊例匯錄在一處，當時選人近1000家，選詩5000余首。后來反復增刪，到同治八年(1869)定稿時，又改為分類載詩，每類詩人先后以登科年代為序，布衣野老按行輩插入，閨媛、方外則附于后。所選的詩也經過重新裁別，保有其最精警者，共2000余首。現在所見即同治八年永康應氏秀芝堂刻本，全書26卷，總分為152類，如卷2是財賦、米谷、漕政，卷15是水災、旱災、風災、雹災、雪災、雷異、日食、地震、火災、蟲災，卷18是用人、察吏、官箴、大吏、奉使、守令、吏胥差役、循良歌頌、酷吏、清廉、貪黷、權奸、世祿、仕宦，等等。其中所選的詩有不少篇章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情況，如卷6田家類各詩寫出了農民 “一身耕織劬勞并，滋味長年咬菜根。為言辛苦猶不足，食無余粒衣無幅”(季麒光《田婦行》)的痛苦生活，卷8催科類各詩寫出了“朝廷考課催科重，鄉里小民肌膚痛。官久漸覺民命輕，耳熟寧聞冤號聲”(錢澄之《催糧行》)的官民矛盾，卷13民變類各詩則指出了官逼民反的事實： “官私計盡生路無，不如卻就城中死。一呼萬應齊揮拳，胥吏奔散如飛煙。”(趙執信《甿入城行》)他如卷11武功類寫反侵略戰爭，卷26鴉片煙類寫禁煙運動等，對于我們認識近代中國社會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當然因為原詩的作者及本書的選家都受到封建主義的局限，其中為封建統治者歌功頌德、宣揚封建綱常倫理及宗教迷信的內容在所多有，這是閱讀本書時所應注意的。

本書除了政治認識方面的價值而外，還有保存文獻史料的價值。卷首《詩人名氏爵里著作目》開列作者909人，并以自己及從子張興烈附末，合911人。各家有簡要小傳記述字號、里籍、仕履、著述，其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全賴此處提供線索，這個《著作目》正可以作為通觀清詩的粗略門徑。據統計，《著作目》中著錄的文集、筆記、詩話近千種，很多書現在已難看到，從本書中的選詩當可窺豹一斑，這也是本書得以流傳的一個原因。

參考文獻

• 1. 張應昌: 《清詩鐸》,中華書局,1960。
• 2.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中華書局。1990。
• 3. 錢仲聯、錢學增: 《清詩精華錄》,齊魯書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