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詞的首句及第三句看，這首《浪淘沙》寫于游宴場合，季節是春天，地點在洛陽(今河南洛陽)。洛陽在北宋時為陪都，稱西京。作者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進士后曾充西京留守推官，其到任時間為天圣九年(1031)三月，秩滿離任時間為景祐元年(1034)三月，前后在洛陽三年。這首詞很可能寫于明道元年(1032)，是與去年曾“游遍芳叢”而今年將分離的友人同游時所生發的感慨。作者到洛陽后廣交文士，與尹洙、梅堯臣尤為投合，但其后，尹、梅二人相繼調離洛陽；據作者《送梅圣俞歸河陽序》云，梅堯臣后“因吏事”重到洛陽，曾與作者“倘徉于嵩洛之下”，不久，“以吏事訖言歸”，而其重到洛陽正在明道元年春。寫這首詞時同游的友人或即有梅堯臣，所以詞中有“聚散苦匆匆”之語。

從上述寫作背景來看，這首詞的起調兩句“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是深知這次同游之難再，深感當前春光之易逝，因而未寫春游，先恐春去，在詞的開端就表達了挽留東風的祝愿。這里，希冀其少留，正恐其速去。這也就是作者在一首《鶴沖天》詞中所寫的“戴花持酒祝東風，千萬莫匆匆”。但祝愿歸祝愿，春光總歸是留不住的，好景總歸是不長久的，在作者祝愿的背后，正是這樣一個時時困擾人生的憾事。而詞的下片換頭兩句“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則展示了另一無情事實，那就是人事無常，會少離多，朋友之間不論感情如何投合，總歸是有合必有離，有聚必有散。這又是古往今來困擾人生的一大憾事。在這首詞中，這兩個人間憾事交織為一。

上片的后三句“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游遍芳叢”，描畫了春游之樂，而所寫的則是一個特定的空間——洛陽。洛陽是歷史上的名城，以名園眾多、牡丹甲天下著稱，又是作者少年縱游之地，正如他在《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詩中所說：“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沿吏牒。河南官屬盡賢俊，洛城池御相連接。我時年才二十余，每到花開如蛺蝶。”而可以作為這三句詞注腳的還有他在景祐元年離開洛陽后所寫《書懷感事寄梅圣俞》詩中對洛陽生活的追述：“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郁郁，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攜步香山。……洛陽古郡邑，萬戶美風煙。……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對作者來說，洛陽的春光是如此美好，那城東的垂楊路上、繁花叢中，與梅堯臣等人攜手共游之處是如此值得留連，因而對東風的來去就特別關注，其惜春心情特別強烈。通觀上片，后三句所展示的正是前兩句詞表達那一祝愿的空間背景。

下片的后三句“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抒發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和“明年花開復誰在”(劉希夷《白頭吟》)的悲慨，而所寫的則是一段特定的時間——去年、今年、明年。這三年正是作者初入仕途并在當時文壇上嶄露頭角的三年。如《宋史》本傳所說，他“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這時與之交游并在其詩文中常提到的還有謝絳、尹源、富弼、王復、楊愈、張先、孫延仲、陳徑、張谷、張汝士等等。正因為他特別珍惜這段歲月、特別重視與這批洛中英俊的友誼，對于花開花落，歲月之不居，人聚人散，世事之無常，也就更加引以為憾。通觀下片，后三句詞所展示的正是前兩句詞抒發那一苦恨的時間背景。

自然界的春光之無從挽留、人世間的聚會之難以久長，這本是無可奈何的事。作者在一首題作《嘲少年惜花》詩中說“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為汝惜無情花”，正是對這首詞上片“祝東風且共從容”的自嘲。而作者在《寄圣俞》詩中所說“憶在洛陽年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璃，二十年間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以及在《夜行船》詞中所說“憶昔西都歡縱，自別后、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細尋思、舊游如夢”，則是這首詞下片“聚散苦匆匆”之恨的無窮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