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的歷史地位及影響

《漢書》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體例上的創新和敘事方式的完備。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后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成為古代官修正史的典范。

《漢書》的“紀”，采用編年形式，記錄皇帝與國家的大事。由于西漢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封國，所以班固棄用“世家”，而將其并入“傳”中，以適應漢代中央集權的需要。《漢書》始記漢高祖立國元年，故將本在《史記》“本紀”的人物（如項羽等）改置入“傳”中；又由于東漢不承認王莽建立的新朝，故將王莽置于“傳”中，貶于傳末。

“傳”的編排，以公卿將相為序，按照時代順序，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后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傳”最后一篇作《敘傳》，述其寫作動機、編纂、凡例等。“傳”以記載西漢一朝為主。“傳”各篇后均附以“贊”，即仿《史記》篇末“太史公曰”的體例，說明作者對人或事的批評或見解。

“表”首先是記載漢初異姓諸侯王的《異姓諸侯王表》，其次是記載同姓諸侯王的《諸侯王表》《王子侯表》，再是記載漢高祖至漢成帝的《功臣表》等。《百官公卿表》，首先敘述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后用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古今人表》，也以儒家學說為標準，將所記人物分為四類九等。這些表都是借由記錄等級尊卑來達到尊漢的目的。

《漢書》將《史記》的“書”改為“志”，名稱雖改，實質未變，而內容卻有很多的擴充。將《史記》的“禮書”“樂書”改為“禮樂志”，將“律書”“歷書”改為“律歷志”，將“天官書”改為“天文志”，將“封禪書”改為“郊祀志”，將“河渠書”改為“溝洫志”，將“平準書”改為“食貨志”。《史記·封禪書》講歷代封禪，封禪只是祭天祀地中的一種，于是班固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班固講郊天祀地的演變，題目變了，意義便有區別。《封禪書》是一項特殊事件，《郊祀志》歷代正史都可有。《溝洫志》記述上古至漢朝的水利工程，并說明治理水文的策略。太史公因治黃河作《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固再把此題目擴大，改作《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包括了治水害、開河渠。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五行志》根據有關五行災異之說編成，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史資料。《天文志》保存上古至漢哀帝元壽年間大量有關星運、日食、月食等天文資料。《刑法志》概述上古至西漢時期的刑法，論述了漢文帝、漢景帝時期的刑法改革，指出漢武帝任用酷吏而導致的惡果。《食貨志》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平準”是漢武帝時一項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用它來作“書”名。而到班固，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他特地加上了“食”，講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一篇《食貨志》便成了一代的經濟專史。《藝文志》是目錄校讎學根源，采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6大類38小類，考證各種學術派別的源流，記錄存世的書籍，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經》《職方》等，一般以山川為主體，將地理現象分列于作者所擬定的地理區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區的現實情況。《禹貢》雖然有了地域觀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線劃分九州，分州敘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僅是個理想的制度，并沒有實現過。所以，《禹貢》還不是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為綱領的地理著作。《地理志》詳述戰國時期、秦朝、西漢時期的領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勢風俗、名門望族和帝王的奢靡等。正史專列《地理志》是從《漢書·地理志》開始的。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漢書·地理志》為藍本，自唐《元和郡縣志》以下的歷代全國地理總志也無不仿效其體例。《漢書·地理志》正文記西漢政區，以郡為綱，以縣為目，詳述西漢地理概況。這部分以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全國疆域、行政區劃為基礎，敘述了103個郡國及所轄1578縣（縣1356，相當縣的道29，侯國193）的建置沿革、戶口統計、山川澤藪、水利設施、古跡名勝、要邑關隘、物產、工礦、墾地等內容，篇幅占了《漢書·地理志》的三分之二。這種體例創自班固，反映了他以人文地理為中心的新地理觀。

《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敘史方法，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保存了珍貴的史料，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后世傳記文學的典范，例如《霍光金日磾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

歷代正史中，除《史記》《南史》《北史》外，基本都沿用《漢書》體例。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說：“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也認為：“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