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語言文字·先秦兩漢語言發展與文學風格

先秦兩漢文學家對語言文字與文學的關系的不同認知，也促成了文學風格的多樣化呈現。眾所周知，文學作品的風格總是通過形式的特點，通過語言表現的特點呈現出來的，而具體體現文學作品風格的形式或語言，又受到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的制約。換句話說，就是文學作品的風格又受到作家創作個性的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家對語言文字與文學關系的認知的不同，導致了文學創作的語言文字的個性差異，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學風格。

先秦兩漢時期，是文學由文、史、哲渾然一體的大文學向通過塑造形象抒寫情感的純文學過渡轉化的時期，是以抒情為特征的純文學成分在諸子散文、歷史散文中由無到有、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的強化時期，同時也是人們在語言實踐中對語言的各個層面不斷探索、不斷認識的時期，因而在這一時期，語言的認識與實踐，對文學風格的打造與呈現顯得尤為重要。從先秦創作個性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諸子散文來說，老子強調“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因而《老子》一書以極簡要的語言闡述玄妙的哲理，形成了在哲學表述中反映情感和語言詩意化、格言化的風格。孔子主張“文質彬彬”。《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引孔子的話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知，孔子雖然“尚質”，但也不排斥“文華”，因而《論語》中記述的孔子的言論，往往是詞約而義豐，言近而旨遠，表現出語言形象雋永、具有哲理的風格。孟子重視“知言養氣”，標榜“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為己之所長。《孟子》雖然與《老子》《論語》一樣也屬于語錄體，篇題仍是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圍繞一個主題來論述，但有一些章節就一個中心反復論述，形成了對話體的論辯文。由于孟子強調“知言”，便形成了自己的全面準確、精練平實的語言風格;由于孟子強調“養氣”，又使他準確平實的語言具有情感激越、詞鋒犀利、氣勢磅礴的風格。莊子認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認為“言”是表“意”的工具，是“意”的外在表現形式，“意”是“言”的目的，是“言”的內容精神，因此《莊子》一書多以“三言”形式說理。所謂卮言即自然流露的語言，所謂重言即借重長者、尊者、名人的言語，所謂寓言即寄寓虛擬的人或物的言語; 而寓言更是其文章的主干，其實質是在“言不盡意”的語言困惑中，試圖用寓言形象來說明他所感悟到的又無法用抽象概念表達的道理。這就造成了《莊子》汪洋恣肆、跌宕跳躍、詩意盎然的創作風格。荀子提倡“言必當理”，“多言而類”，即強調發表言論要以說理為目的，寫成文章要有邏輯性，因而《荀子》中有代表性的篇什多表現出綿密嚴謹、恢宏渾厚的風格。韓非子的“文質”觀強調所謂實而不華、文而有質。他說：“文，為質飾者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把質的自然、本色放在第一位，反對矯揉的文飾，所以《韓非子》中的文章在縝密透徹、犀利刻削的論辯中總是透出一種冷峻的風格。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先秦諸子對語言文字與文學的關系的認知不同，造成了他們文學創作個性的不同，從而表現為文學風格的差異。

兩漢的文章，繼踵先秦諸子，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影響下，漢代學者，特別推崇“春秋筆法”，出現了“尚簡用晦”的主流文風。司馬遷評價《春秋》稱譽它“約其辭文，去其繁重”，評價《離騷》贊美它“其文約，其辭微”，正代表了“尚簡用晦”的傾向。但是由于漢代學者一味模擬先秦諸子，如賈誼、晁錯模擬《荀子》、揚雄模擬《論語》，所以漢代諸子文章風格特色不甚明顯;直到東漢的王充，力反時尚，倡導“繁文”，與之同時更提出了文學語言口語化的主張。他說：“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論貴是而不務華。”“夫文由語也……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閑指意?”這樣，在王充的《論衡》中便表現出準確精練、通俗易懂、樸實無華的風格，這在東漢文壇上可謂是獨樹一幟的。王充文風的形成不能不說同他對語言文字與文學關系的認識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