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研究·詩學概念·詩中有人

古代詩學概念。語見清吳喬《圍爐詩話》：“詩中須有人。”意謂詩人作詩應該真實地抒發個人情思、志尚，描寫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內心感受，使作品帶有詩人個性，而不是堆砌詞藻，摹仿陳言，人云亦云。它與“言志”、“緣情”、“獨抒性靈”諸說一脈相承。“詩中有人”之說要求各類詩歌，無論描寫哪種題材，表現什么內容，都要傾注詩人的精神，透露自己真實的性靈。吳喬“詩中須有人”說具有鮮明的針對性。他批評明代前后七子詩歌“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濃紅重綠，陳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為何等人”。詩中有人的提出正是對這種不良創作傾向的有力反撥。吳喬所理解的“詩中須有人”，含義還是相當寬泛的。從詩話舉例可知，凡是詩人在作品中“自托”(如黃巢《詠菊詩》)，“寄慨”(如妓女詠骰子詩)、“寄規”(如杜甫許多規諫諷喻作品)，即一切“有為而作”的詩歌，都包括在這一概念范疇之內。除此而外，“詩中須有人”說還對詩人品格提出很高要求。一般說來，寫詩要做到詩中有人，并不太難，因為詩人總是有感而發，所以詩人的全部詩作多少總能映現出他們的心靈和身影。正是考慮到這一點，吳喬“詩中須有人”說還進一步強調詩人對高尚、博大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詩中有沒有人，其實質是詩中應該表現怎樣的人格和性靈。他認為，陶潛、杜甫詩歌“涵冶性情”，“憂君愛國”，境界寬厚博大，才是真正值得推崇的典范，而“嘆老嗟卑”、“留連聲色”，僅表現個人的喜怒哀樂，這樣的作品并不值得多少仰羨，更不要說傳遞“攀緣貴要”、趨炎附勢心理的卑劣之作，自當將其排斥在外。總之，吳喬要求詩中有人。不僅是指詩人要真實地抒情言志，更在于要求詩人培養美好、高尚、寬博的襟抱志趣，以便提高詩歌抒情述志的質量和境界。剔去這些要求中包含的封建倫理落后內容，“詩中有人”說對詩歌創作的詩人襟懷的合理期望，有利于促進詩歌的積極發展。近代黃遵憲也提倡“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人境廬詩草自序》)。由此可見吳喬“詩中有人”說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