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時代、地域和作者·大武樂歌

“大武樂歌”是周代所存六代(黃帝、堯、舜、禹、湯、武王)樂之一。《禮記·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可知《大武樂歌》是以盾牌、長矛為舞具、贊頌武功的舞曲。

關于“大武樂歌“的創作年代，主要有四說：

1. 作于文王時。《春秋繁露》：“文王受命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

2. 始于文王，定于武王。《白虎通·禮樂篇》： “周樂曰 《大武象》，周公之樂曰 《酌》，合曰 《大武》。《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 《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魯詩》：“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引自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3. 武王滅商之后，周公所作，大約公元前1066年。先秦古籍所載，多主此說。如《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于是《武》、《象》起，而《韶》、《護》(濩)廢矣!”《呂氏春秋·古樂》：“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牧野; 歸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

4.周公攝政六年作，大約公元前1058年。鄭玄《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穎達《疏》：“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 (《毛詩正義》卷十九)

因“大武樂歌”之一的《周頌·武》中“已有武王之謚”(朱熹《詩集傳》)，證明它不可能產生于文、武之時，當以后說為妥。

關于“大武樂歌”的內容及特征，古籍中有兩條重要的記載：《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楚莊王的話說：“武王克商作《頌》曰： ‘載戢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 ‘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禮記·樂記》載孔子對賓牟賈說《大武》： “夫樂者，象成者也(表現成功之事)：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史記·樂書》‘分’ 下多一‘陜’字)，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 (綴是舞者原來位置)，以崇天子。”

后世學者皆據此考證“大武樂歌”為六篇，對其篇目和順序，說法很多，其中影響較大有：

1. 魏源《詩古微》以為“大武樂歌”6篇的順序是：《武》、《酌》、《賚》、《般》、《佚》、《桓》。

2. 龔橙《詩本誼》 以為是：《武》、《酌》、《賚》、《象》、《維清》、《般》、《桓》。

3.王國維《觀堂集林·周大武樂章考》以為依次是： 《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

4. 高亨《周代大武樂的考釋》以為是： 《我將》、《武》、《賚》、《般》、《酌》、《桓》。

5. 孫作云《周初大武樂章考實》據《禮記·樂記》所記大武舞的六成，認為一成“《武》始而北出，舞容為“總干山立”，象武王率兵北伐，當為 《酌》; “再成而滅商”，舞容為舞者“發揚蹈厲”，象牧野大戰之狀，當為《武》; “三成而南”，舞容為舞隊自北而南，象武王自殷還鎬，當為《般》; “四成而南國是疆”，舞容為“舞隊再向南，象武王經營南國”，當為《賚》;“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舞容為舞者分成兩隊： 一向東，一向西，像周召分陜而治，以為第五成僅有舞容，原本無詩;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舞容為舞者退回原位，作半跪姿勢，像尊奉武王。

以上諸說中，王國維和高亨的說法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