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學·儒教·儒教

歷代王朝的國家宗教。因宗奉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故稱儒教或孔教。但儒教并非創自孔子，而是比儒家學派要古老得多的華夏民族的傳統宗教。這一傳統宗教是多神教，以天地祖宗為崇拜對象，其宗教活動以 “祭祀” 為主要內容，這就是《尚書·堯典》說的 “三禮”，即祭祀天地祖宗三元神的宗教儀式，后來又統稱 “吉禮”。這些祭神的儀式不僅是宗教精神的表現，也是等級制度的體現。例如在商代，祭神的儀式常常是由國王親自主持，不但有頌神娛神的音樂舞蹈，還要殺活人來獻祭。西周立國后，繼承了這一宗教傳統，同時又注入了宗法制度的新內容，使其成為體現宗法社會等級秩序及其倫理觀念的祀典與禮儀。只有周天子才享有祭祀上帝的特權，諸侯只能祭祀自己封地境內的名山大川;天子為自己的祖宗立七廟，諸侯可以立五廟，大夫就只能立三廟，而庶民百姓則不能立廟。這樣，就以祭祀天地祖宗三元神的宗教儀式為基礎，發展起一套政治化、倫理化的禮樂制度，并陸續結集了 《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形成了一種政教合一的宗教形式。“儒” 作為一種行業，其看家本領就是熟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類似所謂 “傳教士”。到了孔子時代，這一宗教傳統及其禮樂制度開始發生動搖，出現了所謂“禮崩樂壞” 的局面。孔子對這一宗教所代表的文化傳統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于是以繼周自命，并力圖重新闡釋傳統宗教及其禮樂制度的基本精神，來適應新的時代。他自謂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是以傳授 “六經”的方式來傳道，并以 “成圣”作為其人生終極關懷，試圖在傳統宗教及其禮樂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個人賴以 “安身立命”、天下賴以 “萬世太平” 的德教，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被后人稱為儒家的學派。儒家學派的特點就是以 “傳經” 的方式來“傳道”。當漢武帝確定以繼周為主題的文化建設路線后，就以儒家所傳 “六經” 為根據，來重建大一統的國家宗教及其禮樂制度。從此，儒家演變為國家宗教，而傳經的儒師也就扮演了神學家的角色。董仲舒從 “天人感應” 的角度，為儒教教義提供了神學基礎; 而讖緯神學則將孔子派作了教主，甚至說他是孔母夢與天帝交感而生，并奉天帝之命編訂六經，為漢立法。當佛道二教在中國流行開來后，這一國家宗教也就被稱為儒教，與佛道合稱為“三教”。儒教作為國家宗教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清王朝退出歷史舞臺。由于只有帝王才有祭天祭上帝的特權，所以上帝的觀念在臣民心中就逐漸淡薄，而皇帝的觀念卻日益強化，對上帝的信仰轉化為忠君的觀念。祖宗之祭則是自天子至庶民百姓共有的，只是廟制不同，以體現上下尊卑之別，所以祖宗的觀念深入人心，孝親的觀念代代相傳。儒教與其它宗教有明顯的區別，一是祖先崇拜，以致西方傳教士曾稱其為“祖先教”; 再則是宗教與政治、倫理的合一，沒有獨立的宗教組織，其宗教儀式甚至只是朝廷禮樂制度的一部分，以致許多人甚至否認其為獨立的宗教。而且，儒教作為國家宗教，西漢以后，幾乎完全制度化、教條化、凝固化，闡釋儒教經典的經學也成為官方神學，因此也就逐漸失去了活力與魅力。尤其是道教興起與佛教傳入后，制度化的儒教由于缺少一種超世俗的終極關懷，缺少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關注，便相形見絀。盡管歷代帝王還定期舉行祭祀天地祖宗的儒教儀式，但他們更熱衷的卻是成仙成佛。于是在宋代以后，便出現了以佛道二教來革新儒教的思潮，其主流便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盡管理學與心學在中國思想史上開辟了儒學的新天地，但對制度化的儒教卻并未能產生多大影響。隨著家天下王朝時代的結束，儒教作為國家宗教的歷史，也就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