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范疇·知行

儒家關于認識和實踐關系的哲學范疇。“知” 指認識、知識等; “行” 指行動、行為。但這里的 “知” 主要指道德意識，“行” 主要指道德實踐。孔子認為“知” 有三種，最上為 “生知”(生而知之)，其次為 “學知” (學而知之)，其三為 “困知” (困而學之)。孟子發揮孔子 “生而知之” 的觀點，認為人生而具有“不學而能” 的 “良能” 和 “不慮而知” 的 “良知”，即所謂 “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等。這里雖未涉及 “知” 與 “行” 的關系，但既然是 “生而知之”，所謂“知” 當然在 “行” 之前。事實上，歷代儒家大都主張 “知先行后”，在他們看來，“知” 的對象是先驗的道德法則，或名 “天理”，或名 “本心”，是通過正心誠意的功夫或內心的體認獲得的，而 “行”不過是實踐這些道德法則罷了。也就是說，“知” 是“行” 的依據，而 “行” 則是“知” 的結果。程頤曾經打過一個比方： “譬如人行路，想從洛陽到京師，必須先知道要出哪個門，要行哪條路，方向路徑知道了，然后才能到。如果不知，雖然有往京師之心，卻向哪里行去?”“知在行先” 并不是輕視 “行”，恰恰相反，儒家強調的就是 “力行”，至少是 “知行并重”。朱熹曾將 “致知” 和 “力行” 比作人的兩足，鳥的兩翼，車的兩輪，說是 “不可廢一”。王守仁主張“知行合一”，認為 “知” 和 “行”是統一的：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左傳》昭公十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這一句后來被概括為 “知易行難” 的儒家格言，就是強調 “行” 的重要性。“知在行先”本來是在道德哲學范圍內立論，一旦超出這個范圍，就難以自圓其說，故朱熹提出 “知行相須”、王守仁提出 “知行合一”，來加以彌補。朱熹說： “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 王守仁說：“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入口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 都是說的“知在行后” 的道理。顯然，他們在 “知” 與 “行” 的關系問題上是二元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