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舊唐書

200卷。劉昫等撰。劉昫，算不上是什么史學家，只因其在書成前一年作為監修宰相對全書定稿起過直接作用，書成后又領銜上奏，故題名“劉昫等撰”，沿襲至今。《舊唐書》的纂修，先后換過三任監修宰相。首任趙瑩(885～951)，字玄輝，華陰(今屬陜西省)人，五代后晉宰相。天福六年(941)，奉詔監修唐史。在組織人力的同時，趙瑩從兩個方面著手編寫，一是奏請下詔購求所缺唐代基本史料，二是與張昭遠制定出一個完整的修史計劃，再依照其總體規劃有目的地進一步搜集史料，從事纂修。整個纂修過程，大體依計劃而行，故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舊五代史》卷八九《趙瑩傳》)兩年后趙瑩調離史任，由桑維翰接替，一年后劉昫為監修。三任監修之外，參于纂修者先后9人。其中，張昭遠(894～972)為“史院”的判院事，具體負責纂修事宜，是用力最勤的一位纂修官。賈緯，雖中途回家為母守喪，但其《唐年補遺錄》65卷卻為纂修《舊唐書》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許多珍貴史料。

《舊唐書》是五代時期官修的一部紀傳體唐史，也是現存最早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書。修成于后晉少帝開運二年(945)。當時，因避后晉高祖石敬瑭的名諱，不叫《唐書》或《唐史》，而稱《李氏書》或《前期李氏紀志列傳》。待到北宋歐陽修、宋祁等新修《唐書》出，始有新、舊之別。今本《舊唐書》200卷，本紀20卷，志30卷，列傳150卷，但分卷情況很不一致，有一卷分上、下篇者，也有一卷分上、中、下篇者。若以篇計，則本紀24篇，列傳160篇。不少“要籍介紹”之類的著述，對《舊唐書》卷數、篇目或略而不敘，或統計有誤，原因就在這里。就全書而言，由于史料來源情況不同，造成了這種前后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各異的差別。代宗以前，因有韋述等《唐書》130卷為據，故敘事多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僅存《實錄》，記事尚缺剪裁。宣宗以后，只有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因而有不少疏漏、抵牾、謬誤。基本情況雖然如此，但該書在纂修中還是費了一番苦心的。

本紀部分，主于詳明，約30萬字。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于吳兢、韋述等《唐書》中的本紀部分;德宗至文宗，則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加減而成。武宗以下，應當說主要是采用賈緯的《唐年補遺錄》。志的部分，總的來說，仍然是代宗以前為詳，德宗至武宗漸略，宣宗以下則寥寥無幾，惟有《食貨志》情況較為特殊。趙瑩、張昭遠最初的修史計劃中雖說“十志以書刑政”，但只列出九志之名，惟獨沒有食貨。今天所見《舊唐書·食貨志》2卷，其編排與另外各志有一定差異。雖然各志都有長短不等的序文，但以序文提綱挈領地說明全志主要內容和項目，則以《食貨志》為最明顯，即序文與正文的照應關系最突出。所記內容，固然缺少懿宗以下事，但并不帶有前密后疏的特點。除田制、租庸制外，其他內容則以代宗至宣宗詳于玄宗及玄宗以前，比較明顯地反映出唐代經濟制度的變革。列傳部分，記述各類人物1820余人，周邊政權45個。取材情況很復雜，很難用前密后疏來籠統概括。吳兢、韋述《唐書》中有傳者，大抵用以為主要依據。其后的人物，則多據各帝《實錄》剪裁。《實錄》失記或記述不完整者，則以家史為主，綜合《實錄》、雜史、小說中相關史實，再參以文集，條貫而成。因此，其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跡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日知錄》卷二六)

當然，纂修中缺陷在所難免。歸納起來，大致有四：一為記事紛紜，二為“敷衍成帙”，三為人物重復，四為失于考訂。《舊唐書》的取材問題，不僅造成其書編纂方面的上述特點，而且極大影響著全書的思想內容。趙瑩在制定編纂計劃時，明確提出其監修這部唐史的指導原則：“褒貶或從于新意，纂修須按于舊章。”(《五代會要》卷一八《前代史》)“纂修須按于舊章”，使全書主要是沿襲唐代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點。大體說來，論高祖史事，是太宗時的觀點。論太宗至睿宗史事，反映的是玄宗前期的觀點。論玄宗至順宗史事，則以憲宗時的觀點為主。憲宗至宣宗，取宣、懿時的觀點較多。宣宗以下，自然是五代中的觀點。反映唐代統治思想和社會思潮的前后轉變，重視“食貨”，記敘周邊各族或外國以及相互交往超過前各史，都是該書思想內容的重要方面，“褒貶或從于新意”，主要是公開承認某些藩鎮建立的政權，甚至容忍姑息;對于“忠義”、“叛逆”賦予全新的解釋，并為之回護。據記載，《舊唐書》在北宋時至少有舊杭本、川小字本和川大字本三種刻本，南宋有越州本。明嘉靖時聞人詮以數處所得“越州本”，彼此補葺，使《舊唐書》重現于世，稱“聞本”。清乾隆時列該書于“二十四史”，以“聞本”為底本重刊于武英殿，是為“殿本”。道光時，又有岑建功“懼盈齋本”配補。中華書局校點本，所據底本是“懼盈齋本”，參校了殘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聞本”、“殿本”等，同時吸收了《舊唐書校勘記》的諸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