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西夏文化·西夏的文學創作

從總體說，西夏經濟文化比較落后，文學創作也相對寥落，呈現出民諺民謠發達而作家文學滯后的特征。史金波先生對西夏文學創作面貌有過精辟的概括：“西夏的文學作品傳世極少，過去所能見到的只是漢文文獻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反映出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在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搜集了大量多種類型的西夏諺語，以醇厚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風情與黨項族的民俗倫理、道德觀念。諺語還為了解西夏文字的對偶、引申、韻律等形式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西夏佛經中有很多發愿文和序言，這些出自西夏人手筆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闡明佛學奧理，敘述譯經、印經的經過，祝愿美好的未來，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是研究西夏文學特點的重要資料。”^①

諺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經驗和智慧積淀的結晶。由于它分散傳播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所以，只能靠口口相傳而世代延續。可是我們卻驚奇地發現西夏人不僅熱衷于創作諺語，而且還有人對之進行專門搜集整理工作，致使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彌足珍貴的諺語選集。西夏乾祐七年(1176)，有學者梁德養完成了諺語《新集錦合辭》的選編工作，他去世后，另一學者王仁持又費十年之功，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西夏乾祐十八年(1187)刻版印行。這本諺語集所收作品三百六十余件，以諺語為主，還有民謠、謎語、歇后語等。書的題名至少告訴我們兩個信息：既然是“新集錦”，就說明先前有過“舊集錦”，可見西夏人有重視諺語創作的傳統。諺語所說“巧說諺語可解悶，巧干營生不覺困”，“祖輩辯才道不盡，弭人諺語說不完”，亦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民間對諺語創作的濃厚興趣。書題又稱諺語為“合辭”，旨在表明西夏諺語的形式是偶句相對的。張迎勝先生曾對西夏諺語的內容做過精確歸納：“在西夏諺語中，有許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學性三者兼具的精品。或為反映諸種社會現實的政治諺語，或為反映特色民族生活的風俗諺語，或為反映理想情操追求的道德諺語，或為反映生產活動經驗的勞動諺語。”^①具體內容有：政治諺語如“戶戶紫衣不繅絲，人人為官莫斂財”，“苦蕖雖小根腳苦，豺狼雖小本性毒”等，是針對官府殘民害物劣跡的揭露與批判。風俗諺語如“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設筵供神宰羔羊，追殲逃敵騎雄畜”，表明西夏民風的剽悍剛猛。道德諺語如 “不孝父母增災禍，不敬師長減智慧”，“同伴有病莫相棄，同伴有求莫相拒”等，提倡人際之間的關心友愛。告誡諺語如“不會拉弓，就不要放箭，不會說話，就不要開口”，“螞蟻無論怎樣努力，也不會像獅子王一樣，蒼蠅無論怎樣裝飾，也不能與金翅鳥相比”等，都是告誡人們尊重實際，切勿不懂裝懂，異想天開。總結生產與生活經驗的諺語如“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臨時抱佛腳”，“修牢畜圈防狼鉆，挖好深井畜不渴”。觀測天氣和自然現象的諺語如“火石打火可燒山，群鴿穿云大雨下”，“鳥坐下，胸對著風，魚入睡，頭迎著水”等。反映戰斗精神的諺語如“有志族女不厭嫉，參戰獨子不惜命”，“肝雖墜，未曾倒，箭已盡，不會降”，“腸流出，纏于腰，肚已穿，以草塞”等。這些諺語句法簡練，內涵豐富，修辭靈巧，形象生動，既有認識價值，又有文學色彩，全面反映了西夏民族心理及社會的真實內容。

關于西夏詩歌，陳炳應先生曾在《西夏的詩歌、諺語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問題》一文中，依據蘇聯早期西夏學家聶歷山的俄文遺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獻》轉譯了六首詩。從體式看，非五言即七言，句法整齊;從語言看，質樸無華，透發著濃厚的原始生活氣息。其中有頌揚西夏祖先的：

“黔首石城漠水畔，紅臉祖墳白河上，高彌藥國在彼方。”

“母親阿媽起族源，銀白肚子金乳房，取姓嵬名俊裔傳。”

“繁裔崛出彌瑟逢，出生就有兩顆牙，長大簇立十次功，七騎護送當國王。”

首三句追頌黨項羌人膚色及祖先的發祥地。石城，據《后漢書·段颎傳》載：東漢桓帝延熹三年，段颎追擊侵擾張掖的燒當等羌，經四十余日，出塞二千余里，“遂至河首積石山”，“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此“河首”與下句“白河上”吻合，所謂漠水畔之石城，可能就是《后漢書》所載之石城，正在黨項羌分布范圍之內。西夏學專家李范文認為：“夏人原居白河上流，故稱‘白上’，或稱‘白河上’是可信的。……白龍江，也稱白水江，原于西傾山東麓，自疊山、岷山峽谷中奔騰而下，過古疊州、西固，而趨武都。白龍江南岸，為岷江上游，適于稻作園藝，附近兼饒森林，這一地區，正是西夏黨項族最早的居住區。他們對這個地區的留戀和崇拜，用詩歌和國名來傳頌，是有道理的。”^①“母親”三句，則表述對夏人“族源”始祖母神話般的歌頌與崇拜，以及對“取姓嵬名”的歷史追溯。始祖母為“銀白肚子金乳房”的“西羌姑娘”，生了七個兒子，繁殖了整個西夏王族。“繁裔”四句，可能是歌頌西夏開國之君李繼遷的。《宋史·夏國傳上》記其 “生而有齒”。當太平興國七年(982)繼捧納土歸宋時，他“與其黨數十人奔地斤澤”，聯絡豪右，懷述祖功，舉起反宋大旗。自此，“數寇河西，銀夏諸州無寧日”^②。又取聯遼抗宋之策，經二十多年征戰，不僅迫使宋朝歸還銀、夏、綏、宥、靜五州故地，而且還奪取宋之邊防重鎮靈州，并以之為都城，又出兵攻拔宋之西涼府，為西夏立國奠定堅實的基礎。誠如《宋史·夏國上》載元昊上宋廷表文所言：“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因此，繼遷作為開創基業之君，他的煌煌戰功，足以使夏人引為自豪，熱烈稱頌自是理所當然。這和《詩經·生民》以“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等語的寫作用意如出一轍。說明民族詩歌，大都有對本民族繁衍發展以及始祖的崇拜與歌頌。

還有一首《頌師典》，雖頌揚西夏文字的創制者，但對“中國”與“彌藥”同出一源以及相互交往多有涉及，可將它當作夏漢交流的史詩來讀：

蕃漢彌人同一母，語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國，蕃人國中用蕃文。東方低地漢人國，漢人國中用漢文。各有語言各珍愛，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國野利賢夫子，文星照耀東和西。選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誨成人杰。太空之下讀已書，禮儀道德自樹立。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頭。大陸事務自主宰，行政官員共協力。未曾聽任中原管，漢人被我來降服。皇族續續不間斷，彌藥儒言代代傳。諸司次第官員中，要數彌藥人最多。請君由此三思忖，誰能道盡夫子功?^①

對于這首詩的理解，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重視。一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通的親和力，黨項羌族雖欲自立自強，但始終以自己為中華民族之一員而驕傲，“蕃漢彌人”是指吐蕃、漢、黨項三個民族。二是對夏漢文字皆表示尊重，以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三是對夏文字創始人野利氏的贊頌。關于夏文字的創始，史載不一。《遼史·西夏外記》載：繼遷“子德明，曉佛書，通法律，嘗觀《太一金鑒訣》《野戰歌》，制番書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①。而《宋史·夏國上》則云：“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而此詩乃夏人自贊野利之功，可見《遼史》所載不確，《宋史》較為可靠。四是選招弟子讀書事，元昊始建“蕃學”與“漢學”時，二者并重，而且無在讀人數記載。傳至四世乾順又將漢學作為“國學”，但僅“設弟子員三百”，五世仁孝又將“國學”弟子“增至三千”。此詩所謂“選招弟子三千七”當指仁孝在位(1139—1193)時事，說明此詩作成至少在仁孝在位或以后。五是頌揚西夏的強盛，黨項羌人先屬吐蕃，后屬中原，而詩中對二者皆言降服，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意識和稱霸中國的英雄氣概。六是稱贊民族人才讀盡天下書的好學精神，同時也表達對儒學的信仰尊崇和彌藥人才輩出的自豪。

詩歌以外，西夏的表文、書簡和碑銘，也有不少文采斐然的篇章。如宋寶元二年(1039)元昊稱帝后上呈宋廷的表文：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后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緣境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愿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臥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以聞。^①

西夏表文多數很可能出自漢人手筆。這篇表文以方正端莊、華采流溢之文筆，稱數黨項先祖之偉業，宣告自己稱帝乃歷史之必然，民心之所向，措辭委婉巧妙，語氣堅定不移。至于最后請求宋廷“寬慈及物”、“魚來雁往”等語，不過是外交辭令罷了。此表果然引起宋廷震怒，“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為定難軍節度使”^②。隨后戰火燃起，戰禍頻仍。“從藝術表達上看，全文主旨突出，結構嚴謹，層次清晰;用語典雅凝重，論說逐步深入，文氣沉穩從容。這種表文的寫作，深受唐代以來駢體公文的影響，十分講究將駢儷排偶施之于現實應用，使公文也變成了篇體光華的‘美文’。這種表文，頗能代表西夏宮廷的文學風格，并昭示了西夏作家在藝術上的刻意追求”^③。

西夏的書簡也寫得很漂亮。永樂之役大敗宋軍后，夏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宋將劉昌祚，義正辭嚴地提出告誡：肆意侵人疆土，只有自取滅亡;只有和好如初，方為明智之舉。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于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辟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①

文筆犀利，咄咄逼人，曉以利害，明以大義，完全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教訓語氣，其勝利者的傲慢情態溢于言表。與元昊稱帝表文相比，同樣具有節奏明快，簡捷實用，沉穩從容中透發著斬截痛快、峻發凌厲的特點。和宋人動輒援古論今、長篇大論，卻又充滿著令人厭倦的書生氣的奏疏相比，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

西夏的碑碣銘留存較多，也能體現西夏人的文學才華。其代表作品有《大夏國葬舍利碣銘》^②，作于西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八月，是西佛事碑銘中最早的一篇，由元昊的名臣、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陟奉敕而作。碣銘以“依歸者云屯，供養者雨集”等語頌揚大夏的繁榮昌盛;以“敏辯邁唐堯，英雄□漢祖”等語盛贊皇帝元昊的杰出才華;以“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云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陳”描寫佛塔精美宏偉的建筑造型;以“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堅固;維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表達江山永固、國泰民安的良好祝愿。全文篇幅短小、結構緊湊、文氣暢達、主旨突出。另有《黑河建橋敕碑》，也同樣具有這種簡捷明快的風格特點。此碑落款為“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1176)九月二十五日立”。乾祐是西夏仁孝皇帝的年號。黑河，又叫黑水河，在甘肅張掖城西約十里處。文曰：

敕： 鎮夷郡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圣光菩薩哀愍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隱(陰)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載啟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契十方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弘愿也。諸神鑒之，勿替朕命。^①

敕，皇帝詔令之謂也，因其為敕文，故以命令口氣寫成。此碑文文字簡明，立意顯豁，三層結構自然渾成，首尾照應，文氣貫通。先以皇帝至高無上之尊，號令諸神“咸聽朕命”;次則追憶“賢覺圣光菩薩”興造此橋利國便民之功德，回顧昔曾親祭諸神，表彰了諸神過去“冥歆朕意、隱(陰)加擁祐”之功;最后則勉勵諸神今后繼續“廓慈悲之心，恢濟渡之德”，使此河水患永息，使大夏邦家永固，并以告誡“諸神鑒之，勿替朕命”斷然作結，回應開頭。全文語氣堅定果斷，干脆利索，多用對偶排句，以使文章更趨精美，文采更顯華光。另有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寫成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也是美文，茲不贅。

從上舉諺語、詩歌、表文、碑銘諸種，可以明顯看到，宋、夏雖政權各異，但西夏文學里流淌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滲透著漢民族文學的因子，這是夏、漢民族在各個領域長期密切交往、文化相互認同的結果。然而，在宋人有關西夏的文學作品中，卻不時流露著居高臨下、恃強凌弱的意向，正是大漢族主義情緒的局限所使然。宋人的民族歧視，并不能影響或阻礙夏、漢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必然趨勢。

注釋

① 史金波《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① 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第三章《西夏文學》第88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白濱編《西夏史論文集》第62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② 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西夏書事校證》卷三第40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此詩引自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第120頁,此詩陳炳應亦有譯文,與此譯略有出入。① 韓蔭晟《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上卷第117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① 《宋史·夏國上》卷四八五第13995—13996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② 《宋史·夏國上》卷四八五第13996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③ 張迎勝主編《西夏文化概論》第101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① 《宋史·夏國上》卷四八六第14013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② 明胡汝礪編、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卷二第153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 韓蔭晟《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上卷第117頁,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