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與社會文化·隋唐五代文學與文學傳統·繼承傳統與創造傳統——唐詩的經典性

現代詩學揭示出優秀的作家面對卓越的傳統與前人的成就時，都有一種超越前人的強烈欲望，現代學者哈羅德·布魯姆稱之為“影響的焦慮”^①。這種“影響的焦慮”和力求別出心裁、匠心獨運、戛戛獨造、標新立異的心理在唐代詩人中極其普遍。隋唐五代文學家不是“手低的詩人”，而是充滿自信、勇于創新的“高明的詩人”^②，他們并不愿意匍匐在傳統的羽翼或陰影下，普遍具有強烈而自覺的與前人爭勝的心理。據魏顥《李翰林集序》記載，李白“與古人爭長，三擬《文選》皆毀之”。杜甫自述創作經驗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唐詩人創作更是風格迥變，各領風騷，形成了為求務去陳言而不避“苦吟”的風尚。白居易云：“制從長慶辭高古，詩到元和體變新。”(《馀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孟郊詩謂：“夜學曉未休，苦吟鬼神愁。”(《夜感自遣》)賈島云：“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送無可上人》詩后自注)方干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閑居遣興》)隋唐五代詩人這種強烈的創新意識顯然得自開放、開闊、開朗的社會生活與時代精神，他們以這種社會生活與時代精神為現實支點，選擇、接受、繼承文化與文學傳統，兼收并蓄，并且進一步在自身的文學創造中實現推陳出新，從而全面地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和特定的時代精神，創造出屬于自己和自己時代的文學經驗與藝術風貌，其成就綜合體現為中國文化史和詩歌史上具有永恒魅力的“盛唐氣象”^①之誕生。

何謂“盛唐氣象”?“氣象”指事物給人感覺到的富有活力和氣勢的整體風貌。宋人嚴羽最早借用此概念以論唐詩：“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滄浪詩話·詩評》)“‘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滄浪詩話·考證》)顯然，“唐人氣象”或“盛唐氣象”是指唐詩、特別是盛唐詩歌與眾不同的風格、風貌。嚴羽并對其內涵做過明確界定：“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雄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簡言之，就是“雄壯”、“渾厚”，對此，后代學者有大量的闡釋和描述，如博大、雄渾、深遠、超逸以及充沛的活力、創造的愉悅、嶄新的體驗等。“盛唐氣象”這個概念本身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具體而言，其指稱內容除了指盛唐詩人名家輩出、創作繁盛這一狀況之外，還包括了社會歷史和文學風格這兩個層面，而這兩個方面彼此密切相關。

首先，“盛唐氣象”包含著特定的時代精神和社會生活內容，它揭示了盛唐時代的社會與文化整體特征。“盛唐氣象”源自“建安風骨”，但絕不等同于“建安風骨”。建安詩歌產生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代環境，故“梗概而多氣”、“志深而筆長”(《文心雕龍·時序》)。相反，盛唐詩人生活在政治相對清明的文化環境之中，他們具有鮮明的濟世之志和強烈的事功思想，對于社會、政治以及個人前途都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樂觀主義的情緒，雖然也存在著感慨悲涼的成分，但主調還是豪壯明朗，樂觀向上，充滿理想和期待。盛唐詩論家殷璠用“神來，氣來，情來”概括盛唐詩歌在內容上之綜合特征(《河岳英靈集》)，將宇宙萬物之理、經國濟世之業、一己之幽情統一起來，既有神理，又有力量，復饒情致，從而氣象恢宏，無比闊大，反映了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①。從美學角度觀察，“盛唐氣象”的抒情、昂揚與浪漫，反映出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古典和諧關系。可以說“盛唐氣象”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時期的社會歷史寫照，“唐代文學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升到高峰并由高峰開始下降時期的產物。從總的風貌來看，它更富于理想色彩，更抒情而不是更理性，更外向而不是更內斂”^②，就如同古希臘悲劇一樣是無法重現的。

其次，“盛唐氣象”也是特定時代之詩歌風格。“盛唐氣象”遠源于儒家詩學、屈騷傳統、老莊文學觀念，近得自漢魏風骨、六朝綺麗。唐代詩人在新的時代精神感召之下，將此前藝術經驗、文學傳統在新的時代情境下經過繼承、融會與創新，將抒情文學發展到高峰，形成這一特定歷史階段出現的詩歌風格與藝術形態。唐詩只能是唐代的詩歌。然而，唐代之后，這種時代風格逐漸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內涵而演變為后代詩歌創作之理想與傳統，這一點集中表現為由盛唐之“興象”發源到中唐人開始自覺總結出的“意境”理論^①。“意境”作為抒情文學之綜合藝術形象概念，凝聚了古典詩學乃至漢民族文學之全部理論與歷史。其內涵本身非常復雜，至今仍存在很多爭論。但是，這個理論是在豐富的詩歌創作實踐基礎上逐漸形成是毫無疑問的。具體來說，就是唐人特別是盛唐詩人的藝術創造完成了“意境”體系，中唐詩人進一步從理論上進行提煉，首先提出了“意境”這一概念(托名王昌齡之《詩格》以及皎然《詩式》)。從此，從盛唐詩歌中概括出來的“意境”被視作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征與創作傳統，構成了此后詩學批評之核心概念。此后不僅關于詩歌問題的討論中涉及對盛唐詩或者說唐詩這一風格特色的綜合把握，涉及許多詩歌技巧、詩歌理想和詩歌傳統等，而且詩論家都將唐詩視作詩歌創作的最高理想形態，將“盛唐氣象”及其風格理論歸納為“意境”，以及將盛唐詩歌創作之經驗視作經典與傳統而不斷加以弘傳、闡釋、借鑒甚至模仿。

隋唐五代不僅創造了偏重抒情的“盛唐氣象”這一經典，而且通過中唐詩歌，開創了新的偏重說理的詩歌范式，確立了另一傳統。隋唐五代各有不同，即使唐詩本身也經歷著不斷的變化，特別是安史之亂造成了唐代盛極而衰，從而使得盛唐與中唐文學呈現了巨大的時代落差，而且這種分野甚至被認為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之分水嶺。清人葉燮就稱中唐為“古今詩運”“一大關鍵”，“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后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為斷”(《百家唐詩序》)，因為中唐詩歌直接啟示了宋人的藝術創造精神，唐詩與宋詩分別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范型甚至文化型態^①。唐、宋詩之爭往往演變為盛唐與中唐優劣之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宋、元、明、清的詩學之爭與創作分野是唐人開創的兩大傳統之爭。如果說“盛唐氣象”代表著盛唐人的“集大成”精神(宋人陳師道《后山詩話》引蘇軾語云：“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那么，中唐詩人則根據新的時代精神和生命體驗，通過對于文學傳統資源的創造性吸取、轉化而推陳出新^②，使詩史發展發生了空前的、歷史性的巨大轉折，再開“詩世界”，建立了一個與盛唐詩歌并列的新傳統。韓孟詩派對于雄奇甚至怪誕美的追求及其“苦吟”作風，白居易與元稹通俗詩派對于淺近風格的追求，完全改變了抒發政治情懷、追求優美和諧意境的藝術觀念與藝術傳統，創造出追求怪奇或通俗之美的美學與詩歌范式^①。因此，唐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傳統之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具有與眾不同之特殊意義，即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既是一個歷史傳統之集中展示，也是新傳統之發源^②;既“集”前代之“大成”，也“開”后代之“先河”。

隋唐五代文學之創新與成就，構成了其作為新的傳統的前提，而能否構成傳統以及這個傳統的內容，還需要經過特定背景之下，后代接受者的闡釋、接受和發揚才能完成。也許由于時間距離太近，宋初無論是對于唐人詩集的整理、詩話之研究還是創作方面對于唐詩的學習都缺少總體觀，或者學習白居易，或者學習李商隱; 到了北宋中期，通過對盛唐杜甫和中唐韓愈的再發現，方以其為理想范式，逐漸建立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的創作風范。而隨著具此特色的江西詩風之流行，唐詩及其經典意義逐漸成為重要學術命題^③。南宋初年的張戒首先提出：“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蘇、黃習氣凈盡，始可以論唐人詩。”(《歲寒堂詩話》)張戒還是著眼于朝代以論詩，嚴羽則進一步分析了唐詩不同于宋詩的藝術特征，并且呼喚將其作為文學傳統以繼承：“南朝人尚質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滄浪詩話·詩評》)他將“尚意興”作為唐詩之為唐詩的核心特征，并且按照這個標準，將唐詩發展劃分為初唐、盛唐、大歷、元和、晚唐等幾個階段，認為盛唐詩才是唐詩的典范：“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詩辨》)這個觀點奠定了后代唐詩觀的基本格局。此后無論在詩論方面還是在創作方面，歷經元、明直至清前期，崇唐詩貶宋詩，崇盛唐輕中晚唐，一直是主流思潮。明初高棅編纂《唐詩品匯》“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初唐聲律未純，晚唐習氣卑下，卓卓乎可尚者又惟盛唐為然”，盛唐詩有“沖融渾灝之風”(王偁《唐詩品匯序》)。明代前、后七子更是直接打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旗。到了清代，無論是沈德潛的格調說，還是王士禛的神韻說，都是推崇盛唐之詩。進入20世紀，隨著古典形態之文學創作的結束和新時代的來臨，唐、宋詩分別作為創作傳統的時代宣告結束^①，詩歌思想和創作傾向方面的唐、宋詩之爭也畫上句號。現代學者拋棄了門戶之見，對于唐、宋詩各自特色與傳統的內涵有可能提出客觀、通達、折中之論，繆鉞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②錢鍾書在回顧了歷代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與爭論之后，概括“詩分唐宋”，不僅是時代之別，也是風格之別，“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③。這些論述從風格學的角度對于唐、宋詩之爭及其各自特色問題，進行了歷史性的歸納和總結。當然，唐宋詩差異形成之復雜根源及其文化內涵還可作深入的闡釋。總之，一部宋、元、明、清詩歌史、詩論史始終貫穿著關于唐詩作為傳統之內涵的論爭，也是唐詩作為傳統延續之證明。

嚴格來說，討論傳統的內容及其影響必須立足于具體的視點。隨著視點的移動、變化，對于傳統內涵之理解亦隨之改變。今天，從文學傳統的角度審視隋唐五代文學，必須將其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甚至民族文化傳統相聯系。因為隋唐五代文學家的創造，仍然隸屬于古典文學傳統甚至民族文化傳統這個宏觀、根本的文化背景。中國古代文學自從《尚書·堯典》提出“詩言志”^①開始，歷經幾千年的發展，形成了偏重于抒情的鮮明特色和文學傳統。此后的中國文學、儒家詩學、道家詩學、楚辭詩學乃至“詩緣情而綺靡”(陸機《文賦》)的觀念，都是這個文化詩學之總體特征在特定現實社會背景下合乎邏輯之漸次展開。而唐詩接受傳統的“詩言志”與“詩緣情”的詩歌理念并發揚光大之，標志著古典詩歌的理想形態之成熟。盡管唐詩本身存在著“盛唐氣象”與中唐風貌的巨大差異，但是，時過境遷，其具體的創作技法已經喪失現實意義。因此，這種盛唐與中唐甚至唐詩與宋詩的差異與分野在今天自然顯得已不太重要，而它們共同創造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古典和諧的美學理想，在現代社會仍然有其存在之價值，仍然散發著炫目的精神光芒。解釋學家伽達默爾說過：傳統并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并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②。當今天的廣大讀者欣賞、陶醉于唐詩之意境，實際上正是延續著構成我們民族文化及其傳統核心的、歷久彌新的人文理想和藝術精神。而這，也正是唐詩經典的根本文化內涵及其現代魅力所在。

注釋

① 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第26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② 艾略特在評論英國十六七世紀詩劇時指出:師法前人是詩人的必由之路,“未成熟的詩人摹仿,成熟的詩人偷竊;手低的詩人糟蹋他所拿取的,高明的詩人使之更好或與原來相異。高明的詩人把他所竊取的熔化于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之中,與它脫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而手低的詩人把它投入一團沒有黏合力的東西中。高明的詩人往往會從年代久遠的、另一文字的或興趣不同的作家借取”。語出艾略特文論集《圣林》,轉引自陸建德《大雅久不作》(刊于1998年9月30日《中華讀書報》)。① 誠如陳伯海所言:“單純用盛唐氣象來包括全部唐詩,無疑是片面的;而否認盛唐為唐詩總體風貌的代表,亦非持平之論。”《唐詩學引論》第36—37頁,上海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① 傅璇琮、李珍華《盛唐詩風與殷璠詩論》,載《河岳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關于“盛唐氣象”的社會基礎及其文化內涵,林庚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盛唐氣象》(載《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進行了最為精彩、最具詩意的概括,后來學者續有闡發。鳥瞰中國文學史可見,不同政治與文化類型各有其相對應的、充分發展的文學形式:先秦兩漢時期最主要的文學形式是散文,如諸子散文、歷史散文以及介乎駢、散之間的漢賦;宋、元、明、清文學大宗是敘事性的小說、戲曲,主要欣賞者是一般平民;而魏晉以降至隋唐五代,盡管散文以及小說、曲子詞也進入了文人文學的領域,但詩歌這種宜于抒情的文學體裁得到全面發展,創作主體是寒族士人知識分子。聞一多慧眼獨具,將從漢末建安至盛唐時期的文學劃歸為一個相對統一、獨立的歷史發展段落:“回顧這段時期(建安五年一天寶十四載)的詩,從作者的身份來說,幾乎全屬于門閥貴族,他們的詩具有一種特殊風格,被人們常稱道的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的所謂‘盛唐之音’,就是他們的最高成就。”“到了盛唐,這一時期詩的理想與風格乃完全成熟,我們可以拿王維和他的同輩詩人做代表。當時殷璠編寫了一部《河岳英靈集》,算是采集了這一派作品的大成,他們的風格跟六朝是一脈相承的。在這段時期內,便是六朝第二流作家如顏延之之流,他們的作品內容也十足反映出當時貴族的華貴生活。就在那種生活里,詩律、駢文、文藝批評、書、畫等等,才有可能相繼或并時產生出來,要沒有那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條件,誰有那么多時間精力創造出這些豐富多彩的文藝成績? ”見鄭臨川輯錄《聞一多先生說唐詩(上)》,載《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4期。另參見林庚《中國文學簡史·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林繼中《文化建構文學史綱(中唐—北宋)》,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②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第213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① 陳植鍔《唐詩與意象》,載《文學評論叢刊》第13輯(1982)。① 陳寅恪《論韓愈》,載《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② 在這場影響至為深遠的詩史轉型之中,盛唐詩人杜甫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杜甫不幸、亦有幸在顛沛流離之中經歷了唐代盛極而衰的滄桑巨變。飽經憂患的生活經歷和通過學習、吸收文學經驗而獲得的文學天才與敏感,使得他一改渾融浪漫、和諧自然的盛唐詩風,特別是其后期詩歌直接啟示了中唐詩人以及宋人詩歌創作,做出了“開詩世界”(王禹偁《日長簡仲咸》)之歷史貢獻。杜甫“集大成”,不僅“集”前代文學經驗之“大成”,亦“開”后代文學之“先河”,前此的文學傳統在他身上凝聚,而后代的文學傳統又在他的創作中發源。參見程千帆、莫礪鋒、張宏生合著《被開拓的詩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關于這場詩史轉型及其憑借之傳統資源一般上溯到杜甫,而清代中葉以來學者更追溯其遠源。翁方綱將中唐開始到宋詩定型的詩歌稱為“學者之詩”。其論韓愈詩云:“其詩每于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遺味。”(《石洲詩話》)而近代同光體詩論家沈曾植提出詩史“三關”(元嘉、元和、元祐)說,將“元和”之變的藝術淵源上溯到南朝劉宋謝、顏、鮑諸人,說見其《與金潛廬太守論詩書》。可見,中唐詩人勇于革新,亦并非一無依傍。① 20世紀初古今學術轉型以來,學術界擺脫了重初盛唐、輕中晚唐的傳統偏見,中晚唐詩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近年來學術界對于中唐詩歌轉型的內涵及其社會基礎、思想背景研究日益深化,取得了很多成果。代表性的論著如王瑋《貞長風概》,載《文學遺產》1987年第1期;林繼中《由“雅”人“俗”——中晚唐文壇大勢》,載《人文雜志》1990年第3期;周勛初《元和文壇新風貌》,載《唐代文學研究》第3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朱易安《元和詩壇與韓愈的新儒學》,載《文學遺產》1993年第3期;吳相洲《中唐詩文新變》,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② 當然,雖然中唐詩歌與盛唐詩歌、中唐及其以后文學與唐前期文學存在差異,這種差異相對于它們的共同點來說畢竟還不是根本性的,盛唐詩歌的典型特征在中唐詩歌上還有所繼承,準確地說,中唐詩歌雖出現了某些重要變化的痕跡但仍保持著“唐詩”的基本風貌。③ 參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岳麓書社1984年版。① 現代文學史上,雖有些詩人如戴望舒、卞之琳等提倡、學習中晚唐詩與古典傳統,但唐、宋詩作為具體的創作傳統之大勢畢竟已去。② 繆鉞《論宋詩》,載《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③ 錢鍾書《詩分唐宋》,載《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① 朱自清將其許為中國文學“開山的綱領”,見《詩言志辨·序》,載《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② 參見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卷)第361—37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