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xué)與社會文化·清代文學(xué)與科舉制度·時文與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分流

八股文之排斥學(xué)問、不切實用已如上述，那么它與文學(xué)寫作的關(guān)系又是怎樣呢?不難想象，當(dāng)然也是相抵觸的。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八股文體裁僵化、困人神智的憎惡，詩古文作家總是有意識地將自己與時文作家區(qū)分開來，于是能文之士明顯地劃分為時文作家與文章作家(包括詩文賦詞曲)兩個陣營。誠如劉繹所說：“文無所謂今古也，蓋自制義興，而風(fēng)會趨之。學(xué)者習(xí)乎此，則紆乎彼，于是遂視如兩途?！?sup>③

但由于科舉主宰著仕途，人們面對八股文顯出萬般無奈的矛盾心理。道光年間山東作家王偁有詩云：“菟冊思將堅處鉆，求工八股學(xué)寒酸。固知此物原無用，不到名成棄轉(zhuǎn)難?！?sup>①最好的結(jié)果當(dāng)然是早將門敲開，好快點丟掉敲門磚，專心治古文詞之學(xué)。袁枚《答袁蕙攘孝廉書》說：“仆科第早，又無衡鑒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sup>②古文名家朱仕琇說：“近世李西涯、王濟之、何大復(fù)、高子也、王道思、唐應(yīng)德、王貽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于學(xué)?若儲同人以老諸生，自述科舉敗其業(yè)，尤甚病也。”^③都是這個意思。為此家族長輩諄諄告誡后學(xué)：“做舉子業(yè)，寧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則苦一世，終無有成?！?sup>④這種現(xiàn)實策略，使時文和詩文兩種文體不是到作家揚名立萬之日才分疆劃畛，而是在幼學(xué)啟蒙時即已分道揚鑣。李紱《應(yīng)敬庵縱釣居文集序》云：

今人以應(yīng)科目八股之文為時文，以古人論議序記碑銘之作為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學(xué)古為戒，切切然若厲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為妨于科目也。^⑤

毛奇齡《吳應(yīng)辰詩序》云：

舊習(xí)舉義者，戒勿為詩;而為詩者，謂為舉義家，必不工。^⑥

在這樣的教育中長成，兩種文體在士人心目中常判若涇渭，勢若水火，“工于時藝未必長于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為不急，往往略焉”^①，甚至出現(xiàn)汪懋麟《雄雉齋選集序》的更絕對的說法：“方今制科取士，專試時文，士皆斤斤守章句，習(xí)程式，非是則目為外道，而于詩尤甚，曰旁及者必兩失。然則詩非絕意進取、山林窮僻之徒，未有能專工者也。”^②不僅如此，兩派作者還從各自的價值觀出發(fā)相互輕視，“好古者每薄視時文，為時文者亦笑其違時而取困”^③。其相輕的理由不只在對方不切于實用或不切于時用，更在于寫作才能此長彼短，一人不能兼擅。蔣汾功《從兄紹孟雜稿序》說：“國家功令在制舉業(yè)，而詩文之學(xué)未嘗不見推于世。是故言乎決科之利，則制舉業(yè)為先，而詩古文為后;言乎行遠之功，則詩古文為重，而制舉業(yè)猶輕。斯二者情相左也，各有所專，遂各有所就，而兼工者難矣。兼其可兼，又利其所利，蘄兩得者，益難言之。 ”^④正因為如此，應(yīng)㧑謙評毛先舒時文說：“讀制藝，洵是今時名手，然堅蒼之致，視古文如出兩人，可異也。蓋吾兄之為古文，其高者理博群書，文成篆隸，欲與漢、唐作者爭衡，而制藝則未免求悅于時人之目，宜其異也?！?sup>⑤他顯然也認為古文與時文不能兼工，所以勸毛先舒：“吾兄以古文傳可矣，不必兼也?！碑?dāng)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兼工兩種文體的作家，那通常被認為是稟承杰出才能的人^⑥。一般人遇到古文、時文興趣上的抵觸，總是先時文而后古文，先取功名后讀書。就像曹諤廷說的：“嘗考古人大有成就者，皆自弱冠左右即了科舉一事。故志欲早得志于場屋，然后一意讀書，為古人之所為，以償其夙愿。”^⑦這顯然是個很艱難的歷程，所以彭蘊章《又書何大復(fù)集后》說：“唯聰明之士不為舉業(yè)所困，始得早屏俗學(xué)，致力于古文辭。甚矣其難也。”^①在他看來，何景明、李攀龍所以能倡古文辭以振興一世，不外乎兩人都是少年登第，較早掙脫了舉業(yè)的桎梏，這才能潛心研究詩古文辭。若未第而學(xué)詩古文詞，便意味著走一條無希望之路，即抱一種超越功利的胸襟，純粹以愛好從事它，所謂“雖迫之以風(fēng)雪而不睹，困之以饑寒而不知，又安有窮通得失世俗悲歡是非毀譽在其胸次哉”?高蘭曾答其子問古文法，縷述自己不顧功名、力學(xué)古文的經(jīng)過，最后告誡說：“然我國家功令，制科取士，非八股則不能寸進，飛附青云之列，汝其審圖之。”^②這里的權(quán)衡實際上就是曹丕《典論·論文》所謂“目前之務(wù)”和“千載之功”的斟酌，它不只是及身富貴和壽世榮名的選擇問題，同時也是如何看待事功的問題^③。事功因素的介入，使舉業(yè)的權(quán)重有所增加。本來無論選哪一方都很簡單，現(xiàn)在多數(shù)人都不愿放棄另一方，那就只有選擇“早得志于場屋，然后一意讀書”的道路，而這不啻是在用青春與科舉相博。結(jié)果除了像新城王家、武進莊家那樣的簪纓世家，家塾積累了豐富的教學(xué)經(jīng)驗，子弟能夠順利取得功名外，大多數(shù)士子都不免為輸家。老于場屋，白首無成，固然是血本無歸，即便僥幸博得一第，而后從事文學(xué)，終究也嫌太遲了。

乾隆年間古文名家朱仕琇曾自述“生平精神十九耗于時文，以隙治古籍”^④，古文家方濬頤《答于漢卿書》也稱抱詩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后始棄帖括而為韻語^①，四川名詩人彭端淑晚年回顧寫作經(jīng)歷則說：“余一生精力盡于制義，四十為古文，五載成集;近五十始為詩，今已二十五年矣，總計前后所作六百余篇?！?sup>②至于中年絕望于科舉而走上文學(xué)道路的，如羅以智《魏伯滋攘臂吟序》載己與魏“兩人從未冠時輒喜為雜體詩，方銳志于應(yīng)制文字，不復(fù)專門為之涉獵焉而已。既而年各四十，皆淡于進取，夙好數(shù)輩結(jié)吟社，恒擘箋迭相唱和”^③，沈希轍序黃臣燮詩稱“少歲沉淪舉業(yè)，間一吟弄，存亦綦鮮。一自橐筆遨游，蠟屐登覽，燕云蜀棧，還往如梭。當(dāng)夫霜月曉風(fēng)，船唇馬背，新知舊雨，茶熟酒酣，輒復(fù)銜其山川，形為歌詠”^④，梅曾亮《黃鐵香詩序》稱作者“嘗戒詩，專科舉學(xué)，一不自得，復(fù)以詩釋戒，詩愈昌”^⑤，陳栩《栩園詩話》載沈宗疇“幼習(xí)舉業(yè)，未嘗留意詩詞，三十后兩耳聾廢，絕意仕途，乃縱情詩酒”^⑥，這都應(yīng)該看做是一種慶幸之情，出于憾恨和無奈。這種遺憾和無奈貫穿在前文所引的許多文字中。還有一段更沉痛的議論見于陳玉璂《徐竹逸愿息齋文集序》：

唐宋以來，好學(xué)者有分年法，自八歲入小學(xué)，至二十四五莫不貫穿經(jīng)史。有失序者，更展一二年。今世士子，少壯之年多耗于帖括，有志為古文者，往往在舉制科之后。其不能舉制科者，廢然知返，亦多在遲暮之時。嗚呼，時至遲暮，欲仿古人分年課程之功，蓋已難矣。^⑦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再三被人提到的讀書分年法，這顯然是清人的一個情結(jié)，對自身啟蒙教育深感不滿和無奈的情結(jié)。他們對個人乃至本朝文學(xué)總體上無法與前人競爭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這一點。

八股文作為仕途的敲門磚，對科舉及第者固然是已陳之芻狗，在科舉絕望者也棄若敝屣。這決定了它在價值上面臨永恒價值與社會評價的分裂。時文可能有一定的社會評價，但肯定與永恒價值無緣。韓程愈《明文潭抄序》寫道：

明朝以八股開科取士，士之喜功名而愛富貴者，爭盡心趨之。自頭童至齒豁，無論薄海內(nèi)外，其不專心致志者寡矣。(中略)其應(yīng)功名應(yīng)富貴而少藉徑于八股者，自不得不為之;而功名富貴既得，與終不可得之人，則學(xué)士大夫多不肯俯首就縛而終于一八股已也。是則八股者，取功名取富貴之瓦礫也。(中略)大明三百年養(yǎng)育栽培，人文輩出，其間道德性命、經(jīng)濟閑適之士，咸奕奕赫赫，落落磊磊，而量其本心，似皆不欲以八股獨見重于后世也者，其輕重蓋可知已。^①

錢謙益像龐天池一樣，也斷言時文必不傳^②。在與人書中又說：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純?nèi)?、邵茂齊(濂)、顧云鴻(郎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后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骨肉同腐朽者乎? 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①

我們所見到的最深刻地闡述時文與文章的價值對立及其根源的文章，是陸慶曾的《冒辟疆文序》。作者首先提出朝廷科舉和民間月旦兩個評價體系的并存、對立及其輿論力量：“科目之權(quán)在上，文章之權(quán)在下。在上者重之而適以輕，在下者輕之而適以重，其勢然也。”在這種形勢下，科目之士和文章之士的現(xiàn)實成功與實際的成就感產(chǎn)生極大的反差：

縉紳先生掇巍第者，其業(yè)既效矣，出其文章懸諸國門，罔不家拱璧而人靈珠也。而海內(nèi)有意之士一寓目而竊議者什之九，以為若輩倖而獲耳。夫居溫食厚，不堪留名人之一盼;紆青紫于萬夫之上，不考以服蓬室陋巷之寒儒。當(dāng)此時，王公大人亦復(fù)志氣摧阻，窮愁卑賤之不若，安能以富貴驕人哉?今若夫高古淹博之流，雖遭時不偶，而揮灑翰墨之間，娛玩篇章之圃，內(nèi)有性情之樂，外有朋友之助，即小得失庸何傷? 故禮俗之家嫉之若仇，而風(fēng)聲日遠。^②

這種反差所導(dǎo)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由否定時文價值進而對科舉能否測驗寫作才能產(chǎn)生懷疑。周鎬《汪恬庵先生時文序》云：“自世以科名為軒輊，而文無定評。其得者必不肯曰天也幸也，文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曰天也屈也，文之罪也?！彼跃烤埂翱频谥匚恼乱恼轮乜频谝本统闪俗屓死Щ蟮膯栴}。順理成章的結(jié)論是兩不相關(guān)，所謂 “科第不足重文章，即文章亦何足重科第”^③。這一方面令“工為制舉業(yè)者必兼為詩，即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為，而士若非此無所容于世者”^①，另一方面讓人產(chǎn)生“古之取士以經(jīng)史詞賦，故文學(xué)與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義，故文學(xué)與名位常相離”^②的印象。這種印象甚至波及試帖詩，導(dǎo)致試帖詩在人們觀念中也產(chǎn)生價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詩向榮集序》說“有素以詩名而工為是詩者，亦有素不以詩名而工為是詩者”，這就是說試帖詩與詩才無關(guān)。即使工于此體者，“第工于一日，工于一題，使異日易題為之，而工者又忽拙。蓋作者每狃一偏之論，以求合于體裁，是以下筆輒重濁而不靈，而俗響浮言，層見迭出”^③。

基于這種價值觀，作者對時文、試帖與詩古文辭的態(tài)度也有所不同。申《耐俗軒課兒文訓(xùn)》云：“書記序傳之文切于人事，人自不能廢也;詩歌聲韻之文，無益人事而人自樂為之者，性情之業(yè)。獨時文一道不切人事，無益性情，茍非設(shè)科取士，則無一人為之矣。”^④時文結(jié)構(gòu)之復(fù)雜與表現(xiàn)技巧之簡單，令寫作者享受不到創(chuàng)造的樂趣，唯余憤怒和無奈。陳文述為厭薄舉業(yè)的侄子葆魯選時文，題兩句告誡道：“切莫橫行學(xué)螃蟹，只須依樣畫葫蘆?！?sup>⑤時文的這種德性讓人說不出的厭惡，又讓人哭笑不得，以至有人戲擬為畫中之豬，或駭然問其故，答：“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詞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障，曾見有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⑥所以同樣是寫作，在詩古文辭和時文之間，作者的學(xué)習(xí)態(tài)度和寫作目標(biāo)遂有崇高、茍且之分。羅孚尹《與羅元玉》有個通俗的比喻：

吾輩作時藝，如業(yè)履然，履無十日之壽，而業(yè)之者亦只計其售耳，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辭，若鑄宣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①

李紱《火余草詩自序》也有較典雅的比喻：

昔諸葛武侯初南征孟獲諸蠻，晚乃出祁山，君子惜其精銳之力不及用諸中原。今詩歌古文辭，瀘水之役也;帖括制藝，祁山之師也。^②

其實反過來說，“今帖括制藝，瀘水之役也;詩歌古文詞，祁山之師也”，才更切合“惜其精銳之力不及用諸中原”的意思。但李紱意在強調(diào)，人們對詩古文詞和帖括制藝投入的精力終究是不同的。唯此之故，人們對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詩古文辭，零章片楮必加收拾^③;舉業(yè)程文，則塞向覆瓿，棄之恐不及。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試帖詩也不入詩集，少數(shù)名家工為此體，不忍自棄，或坊賈射利，往往單行其書，如王鏊《守溪文稿》、吳錫麒《有正味齋試帖》之類，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過或不亞于作者的古近體詩才行^④，否則只能起個像錫縝《時文未棄草》那樣的名字，示自我解嘲之意。

注釋

③ 劉繹《存吾春齋文鈔》卷二《篤志堂古文存稿序》,同治刊本。① 王偁《歷下偶談》續(xù)四,道光十一年自刊鵲華館三種本。②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答袁蕙攘孝廉書》,第3冊第11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七《又與石君書》,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④ 彭任《草亭文集》《示兒仁方》,民國十三年刊本。⑤ 李紱《李穆堂詩文全集·穆堂初稿》卷三四《應(yīng)敬庵縱釣居文集序》,道光十一年阜祺堂重刊本。⑥ 毛奇齡《西河文集》序一○,乾隆年間蕭山書留草堂刊本。① 湯來賀《內(nèi)省齋文集》卷二○《許師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② 顧圖河《雄雉齋選集》卷首,康熙刊本。③ 黃定文《東井文鈔》卷一《史耕應(yīng)時文序》,清刊本。④ 蔣汾功《讀孟居文集》卷三,乾隆刊本。⑤ 應(yīng)㧑謙《應(yīng)潛齋先生集》卷七《與毛稚黃論制藝書》,咸豐四年刊本。⑥ 張世煒《秀野山房二集》徐時夏序云:“國朝仍前朝八股取士之法,學(xué)者無不爭事帖括。父命其子,師教其弟子,舍是莫由矣。而為詩古文辭者,非有兼人之才弗能也。”道光二年重刊本。⑦ 焦袁熹《此木軒文集》卷一《答曹諤廷書》引,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藏稿本。①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一○,同治刊本。② 高蘭曾《蘇省旅居與秉禮論作古文書》,《自娛集文稿》卷六,道光二十八年刊本。③ 如董沛《正誼堂文集》陸廷黻序云:“始余弱冠后館陳氏之舊雨草堂,而君館徐氏之城西草堂。是時余與陳氏昆季方為科舉之學(xué),力務(wù)進取;而君與徐柳泉先生習(xí),獨好為古文,岸然而負異。余嘗語之曰:勤一世之力,以僥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君之為古文是也。夫文之傳于后者,未有不傳以名位,而聲施遠焉者也。且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自待者,將第為后世之名計耶?君用其言,由是稍稍為科舉之文,亦遂取科第以去,以循吏稱。”④ 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二《又答雷副憲書》,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① 參見方濬頤《方忍齋所著書·二知軒文存》,聯(lián)經(jīng)事業(yè)有限公司影印本。② 彭端淑《白鶴堂詩稿·晚年稿序》,同治六年彭效宗重刊本。③ 羅以智《恬養(yǎng)齋文鈔》補遺,合眾圖書館叢書本。④ 黃臣燮《平泉詩稿》卷首,道光十四年刊本。⑤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五,咸豐六年刊本。⑥ 陳栩《栩園詩話》卷三,光緒間刊本。⑦ 陳玉璂《學(xué)文堂文集》序四,康熙刊本。① 韓程愈《白松樓集略》卷七,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藏康熙刊本。② 參見康乃心《莘野文集》卷八《論文帖》,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藏《莘野先生遺書》稿抄本。① 錢謙益《與人》,周亮工《賴古堂名賢尺牘三選·結(jié)鄰集》卷一三,宣統(tǒng)三年國學(xué)扶輪社石印本。② 冒辟疆輯《同人集》卷一,道光間冒氏水繪園刊本。③ 周鎬《犢山類稿》,嘉慶二十二年啟秀堂刊本。①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一九《與鏡庵書》,康熙刊本。②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潘飲人詩序》,康熙刊本。③ 陶元藻《泊鷗山房集》卷一,衡河草堂刊本。④ 申颋《耐俗軒課兒文訓(xùn)》,清刊本。⑤ 汪端《自然好學(xué)齋詩鈔》卷一○《蘇孫侄秋賦歸適舉一子賦此示之即贈三娣王雪清夫人》自注,同治十三年重刊本。⑥ 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又見王用臣《斯陶說林》卷八,光緒刊本。① 周亮工輯《賴古堂名賢尺牘二選·藏弆集》卷三,宣統(tǒng)三年國學(xué)扶輪社石印本。② 李紱《李穆堂詩文全集·穆堂初稿》卷首,道光十一年阜祺堂重刊本。③ 關(guān)于清代詩人對作品的珍視和搜集,參見蔣寅《中國古代對詩歌之人生意義的理解》,《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2002年第2期。④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五,光緒八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