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內容·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魏晉文學批評

從傳世文獻看，三國時期，曹魏在建安年間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成就最為突出。而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但因曹氏已控制政權，所以習慣上也把建安文學劃入三國時段。三國兩晉時期產生的曹丕《典論·論文》及陸機《文賦》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國志·魏志·文帝傳》載：“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引《魏書》記載丕《與王朗書》自稱：“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案《與王朗書》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在《論文》中也提到建安七子已逝，因此可知《典論》20篇系建安后期所著。又據《藝文類聚》卷一六卞蘭《贊述太子表》稱：“著典憲之高論，作敘歡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知曹丕著成此書還是在做太子時，即黃初元年之前。裴松之注引胡沖《吳歷》：“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足見曹丕對這部著作的重視。《魏志》載明帝大和四年二月，曾議“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又《三少帝紀》裴注引《搜神記》：“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并，以永示來世。’”“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此碑凡六塊，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間猶存其四。《隋書·經籍志》著錄為5卷，《宋史》以后始不見著錄。全書大約亡佚于宋初。清人嚴可均輯其佚文入《全三國文》中。

《論文》是《典論》中的一篇，見載于《文選》。開頭部分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論文》。”由此可見，曹丕此文是有感而作。論文不長，卻涉及到許多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新鮮的見解，因而在文學批評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家論和文體論。

關于作家論，本篇最早提出了歷史上久負盛名的 “建安七子”論：“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才也。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聯系到曹丕 《與吳質書》對這幾位作家的評論：“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于此，可以鮮明地看到曹丕文學批評的幾個特點： 第一，用只言片語概括作家的特點。如“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有逸氣”，徐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王粲體弱，則其文不壯，均言簡而意賅。第二，往往既指出其長處，同時也指出其短處。曹丕酷愛孔融文章，認為“體氣高妙”，但是同時指出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于雜以嘲戲”。第三，將作家放在一起評論，相互對照比較。這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傳統批評方法。這種批評方法與東漢以來的人物評論風氣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第四，以“氣”論文。總論文與氣的關系是：“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具體到作家論，如論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論劉楨“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從這些形象性的評論來看，曹丕更欣賞壯大有力的風格。第五，注意到不同作家所擅長的不同文體。他說：“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矣。唯通才能備其體。”就是說，文章體裁各不相同，其特點與要求自然也不相同。“通才”能擅長眾體，而一般作者只能擅長于某一體，因此不能執此非彼，更不能一概而論。

關于文體論，就是我們前面引用過的幾句名言：“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不同文體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風格。奏議之類是公文的寫作，此類文體經常用于朝廷軍國大事，所以它的語言必須典雅。書論是指論說文當以理為主，不應僅以言辭求勝，不然就會枝蔓橫生，詞不達意。而碑誄悼念死者之文，自然要求具有樸實而不是徒事華艷的風格。至于說到“詩賦欲麗”則反映了曹丕時代的特點。東漢以來文人制作五言詩風氣日盛，語言日趨華美。此后，陸機《文賦》將文體分成10類，《文心雕龍》分為二十余類，《文選》分為三十余類，而文體分類的日趨繁密，正反映六朝時代文體分類的巨大進展。

此外，《典論·論文》還論及文章的價值和作用：“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我們從他對徐幹著《中論》的推崇和他自己對《典論》的鐘愛可以看出，他對于文名所表露的關心是何等強烈。由此我們也可注意到，《典論·論文》所倡導的主要傾向與當時的時代背景頗多背離：東漢末葉，士人為挽救殘敗的劉漢統治，迫切需要講求政治道德和普遍原則，而曹丕卻提倡抒發個體性情的文藝;士人積極入世濟時，而曹丕《與吳質書》卻獨表徐幹“有箕山之志”。所謂“箕山之志”指堯時許由“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呂氏春秋·求人篇》)。曹丕推崇徐幹以文章“經國”，而徐幹不涉足實際政治，其實與當時士人蓬勃的建功立業精神相去甚遠，卻博得曹丕的贊許。曹丕衷心希望士人們“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所以曹丕論文章就頗有值得懷疑之處。如前所述，《典論·論文》作于曹丕為太子之后。在這前后，曹植作《與楊德祖書》，其基本觀點與曹丕似乎截然相反。他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跡，辭賦為君子哉? ”曹丕、曹植兄弟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對于文學的看法何以相去如此之遠?魯迅在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講演中曾比較兩人對于文學的不同看法，認為曹植所以輕視辭賦，只因為他自己文章做得好，故可如此大言。另一方面，曹植活動的目標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意，遂說文章是無用的。所以魯迅說“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種分析是頗為細微的。曹丕已經當上了太子，政治方面他已經是一個勝者，所以他更加重視的是文學名聲，渴望名實雙收。而并不希望人人都有政治抱負，我們總覺得，曹丕發表這一通議論，并不是在真心倡導文學，而是具有某種政治的用心。曹植貶抑文學，也并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學，也是帶有政治情緒在發些牢騷。表面看，曹丕、曹植對于文學的看法大相徑庭，而骨子眼里是一致的，站在同一立場，觀察角度不同而已。

西晉陸機《文賦》小序說：“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媸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他著重要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此“意”是指在構思過程中產生的意，而“物”主要指外在景物等，極少有社會生活的內容。在陸機看來，文、意和物的相互關系，似乎可以這樣理解：意以稱物為能事，而文卻又很難準確傳達這種“意”。文學創作的繁難之處就是如何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陸機本人“服膺儒術”，而對老莊思想又情有獨鐘。他的意圖就是努力協調儒家經典和老莊思想在創作過程中的作用，其獨特視角喚醒了文學思想史上的全新意識。可以這樣說，是《文賦》首次直接將《莊子》的思想引入文學創作論，探討了文學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如《文賦》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進入文學創作狀態，陸機借用老莊“虛靜”說，特別強調了靈感的關鍵作用，同時又兼顧創作主體進入“虛靜”心境，并非空無一物，對于儒家等文獻的閱讀也同樣是必須的。這一方面突出了文學創作與一般精神生產的不同特點，屬于性靈范疇;另一方面又很注重文學與讀書及功力的關系。這樣的創作論，便較為合理地將老莊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避免了老莊對于知識的否定，也不致陷入儒家思想的僵化教條中，為文學的發展指出了一條康莊通衢。《文賦》對于創作中的文思活動有極為精彩入微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玄覽虛靜使創作主體文思極其活躍，似乎可以突破時空的局限。然而陸機尚滯守東吳學術，與玄風存在著距離，所以雖看到想象與靈感在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能擺脫天人感應一類屬于漢儒學術的影響，因此其靈感的順乎天機，及其想象的超越性，無不受到“理”的節制。其詩文中反復出現“四時”和“感物”的語詞，心因于時與物，說明他對于創作主體能動精神的肯定是有限度的。《文賦》對于10類文體的特征和藝術風格的概括，是在曹丕《典論·論文》基礎上，描述得更細致，更突出了其超乎功用之上的美文趣味，與后來的文體“宗經”觀不同。特別他提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其“詩緣情”和“詩言志”大不一樣，此情更多屬于外在四時景物觸發個體內心的種種感受，尤其是哀怨和愁思。而“綺靡”一詞，無論其本意是否指“精妙之言”，因為他脫離了政教功用講美文，所以對于六朝綺靡文風的形成，有其內在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陸機還探討了創作過程中的技術細節問題，“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要構思巧妙，辭藻華美，并且講究音樂美，這樣的美學理想，為六朝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此外，陸機還提出了衡量文學作品藝術美的五個標準，即應、和、悲、雅、艷，這是陸機對于美文追求的集中概括。他這里強調了文學作品所應具有的感動人的精神力量和高度的審美內涵，無論從創作主體還是接受者而言，這種創作思想植根于人的情感因素和審美經驗。相對于傳統的儒家文學觀而言，《文賦》無疑具有較大的突破。劉勰《文心雕龍·序志》指責《文賦》“巧而碎亂”，但是陸機涉及到的文學創作論的各種問題，對以后的文論家們有深刻的啟迪，包括《文心雕龍》的有些議題，也是在《文賦》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充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陸機開創的以老莊思想為主體的文學創作論，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占據了里程碑式的地位。

西晉時期的左思和皇甫謐的賦論也值得一提。左思《三都賦序》提出寫實的原則：“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可以看出來，左思的創作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戰國縱橫家言和漢代地理風物賦寫作方法的影響，這在抒情小賦日益興起的時代，顯然過于保守。皇甫謐為左思的《三都賦》作序，就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強調賦之為體的特點就是：“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他代表了“詩賦欲麗”美文追求的文學新潮，也體現了當時新舊文學趣味并存的特點。與之同時的摯虞曾師事皇甫謐，著有《文章志》4卷及《文章流別集》30卷，附于《文章流別集》之“論”，別出單行于梁，稱《文章流別論》，均已亡佚，現僅存一些片段。這些論述在文論史上代表了一種批評范式。方孝岳 《中國文學批評》云：“總集之為批評學，還在詩文評專書發生之先。摯虞可以算得是后來批評家的祖師。他一面根據他所分的門類，來選錄詩文;一面又窮源溯流，來推求其中利弊。這是我國批評學的正式祖范。”道出了他結合作家論、文體論及文學總論、通貫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等來展開文學批評的特點，這也是中國文論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其文體論則對劉勰《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文章流別論》講文章功用：“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文章呈現天地間無盡的物象，雖有儒家“明人倫之敘”效應，然“窮理盡性”，即使用《周易》的典實，“盡性”還體現出釋放個體內在生命本能的時代意味。他高抬文章的地位，同時也隱含著對于文學抒情特質的推崇。他又說：“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所謂“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指抒情須憑借語詞，而闡釋禮義也須用事例來說明，主要講抒情、說理離不開“形象思維”。而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古詩之賦，以情義為根本，但是今之賦，卻只是鋪陳其事，最后歸諸“義正”也不過是“勸百而諷一”而已。他主張今之賦要回到古詩正路上去，這是從辨析文體正與否而得出的結論。他接著指出：“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于此。”情義是創作主體意識的主要內涵，有之，則文章有靈魂的統帥;反之，則語言臃腫而無止歸，文、辭之優劣也盡取決于此。他進一步提出克服今賦之弊的意見：“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摯虞指責今賦“四過”，還是對比古詩之賦與今之賦得出的結論，假象與逸辭過分，會削弱賦的社會批判功能，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辯言過理”，認為過分的玄言思辨，代替了文學形象思維，使其“義”也無所附麗;太措意于“美”的雕琢，勢必淡化情感的力度，這都是針對文壇漸起的不良傾向的感發。他肯定文章的崇高地位，強調文章中“情”作為靈魂的作用，批評今之賦所出現的弊端，要使它回復到“古詩之賦”的健康路向上去，這就不是簡單化的文學復古主張，而是在尊重文學本身特點的前提下，折中當時新舊文論思潮之兩端，順應文學思潮的正確方向，為“賦”的創作作有益的引導。

生活在西晉末年到東晉初年的葛洪，所作《抱樸子》涉及文學的見解，也頗有新穎之處。葛洪思想駁雜，《抱樸子內篇·釋滯》篇明言：“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認為六經之外別有天地，視“征圣”、“宗經”乃為俗士之學。反映在文學觀上，首先就是其厚今薄古，承認文風由古質到今妍演進必然性的文學發展觀。《抱樸子外篇·鈞世篇》中，作者借事物隨時代而改進的事實，說明文章也今勝于古的道理。而且直言《尚書》《毛詩》不及漢魏以來文學之贍麗博富與艷壯。這種看法的形成固與時人具有的文學尚麗觀有關，但指陳“經”不如后世大賦等文章，卻是驚世駭俗之論;尤其這種立論，很重視形式，就更加不同尋常，起到了為美文追求張目的作用。后世蕭綱、蕭繹吟詠情性，蔑經崇文，其唯美傾向，無疑由葛洪發唱在前。從這種認識出發，葛洪認為，即使是古本今末，德本文末，但是他強調文學方面顯然是今勝于古，很自然也就推導出文、德并重的結論。在《外篇》之《文行》篇中，葛洪反對文章為德行“余事”的說法，這同樣一反舊說。其次，葛洪重視文章“助教”的思想內容，摒斥麗靡不急之辭。《外篇》之《辭義》篇說：“抱樸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可見他并不單純肯定“今妍”之文，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葛洪要求文質相侔。思深者下筆要有節制，而徒妍無據者，更需力戒言之無物。在《外篇》之《應嘲》篇里，他提倡“立言者貴于助教”，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厭惡“靡麗虛言”。并且主張“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其濟世之心與“寫真實”意識，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然而這似乎是就“子書”寫作而言，而對司馬相如、揚雄等人所作賦的鋪張揚厲，葛洪并沒以撰寫子書的原則，對之橫加指責。從此可見，當時人們的文體分類意識更明晰了，文學更加走向自覺。但是，葛洪對詩賦，明顯不如對子書那樣熱情，作為他那個時代憤世嫉俗的社會批評家，其注意力有輕重之分，亦理所當然。再次，葛洪在對待前人文化遺產問題上，并不因為厚今薄古而一筆抹殺古人的精神財富。在《鈞世》篇中提出：“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對古人的資借，所謂“采伐漁獵”，即猶今之所謂“揚棄”，這種認識，即使置于今天也是科學的態度。因為對古人和經書破除了敬畏迷信，葛洪更能正確看待古書之“難曉”，這是由時移世改所造成，然則今人故意以艱深之文辭，掩飾其思想之貧乏，這種文風就顯得十分丑陋。還有關于批評的視角和標準，前人之文學觀顯得極為狹隘單一，葛洪在《外篇》之《辭義》篇中說：“五味舛而并甘，眾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于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茍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其審美觀就更為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