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漢賦·西漢盛世的賦作

漢賦隨著漢帝國的強盛而進入鼎盛時期。從漢武帝至東漢安帝之間約二百余年，散體大賦統治了賦壇，而武、宣之世則是散體大賦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賦家眾多，各有成就，而以司馬相如最具代表性。這一時期，中央集權得到了極大加強，特別是漢武帝，完成了對內削弱諸侯、對外打擊匈奴兩件大事，在文化上則實現了以儒家思想整合各家思想的任務。整個漢帝國對內對外的征服、支配已達極至，社會上彌漫著不可遏止的勝利豪情，激發了人們追求崇高的天性。作為人們精神產物的文學，特別是一代文學正宗的賦體文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便擔當起了創造崇高、表現時代精神的任務，而司馬相如便是應合著時代的呼喚登上賦壇頂峰的人物。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又曾到梁孝王門下為客，不久還鄉。武帝時他因同鄉楊得意的推舉，獻賦成功，先為郎，后為孝文園令，因消渴疾(糖尿病)去世。他的代表作品是《子虛賦》《上林賦》。這兩篇賦以敘事狀物為主，著力表現一個宏偉的充滿活力與動感的完整世界，以展現空前強盛的漢帝國的繁盛景象，傳達出當時人們的向往與追求，并在體制上最終完成了漢代散體賦的定型。

《子虛》《上林》兩賦在內容構成上，先使子虛夸耀云夢的廣大豐饒、楚王田獵的聲勢，再讓烏有先生加以否定，并夸贊齊國的廣大和聲威，最后，作者讓亡是公否定齊楚，明確提出“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的問題，并讓亡是公極力夸張天子上林苑的廣大豐博，田獵、歌舞的盛大，從而壓倒齊楚，而在最后則提出了節儉問題。關于這兩賦的主旨，司馬遷歸納道：“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諷諫。”^①此言頗得相如之用心。

“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的問題，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漢朝自立國之初直至武帝以前，一直存在割據與集權的斗爭。高祖時異姓諸侯為亂，景帝時吳楚七國同姓為亂，便是明證。武帝時雖然割據的政權形式已不復存在，但諸侯立國的制度還在，這些諸侯“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②，還在威脅集權。相如正是針對這種情況立說，強調尊天子抑諸侯的，相如的賦作是有為而發。

《子虛》《上林》 羅列了眾多巨大的自然事物和人的造作，這些事物讓人感到自然的廣博神奇，造作的宏大精美。正是這些，集中地表現了漢人對世界的征服和占有，表現了這種征服、占有所帶來的自豪和滿足。文學創造，實際上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子虛》《上林》所表現的對外在世界的興趣，反映了漢代人的某些本質。漢朝是推翻暴秦而建立的，經過七八十年的經營，到武帝時，在內，無論經濟、文化都獲得了很大發展;對外，則征伐了四夷，保證了國家的安定。對內對外所取得的勝利，使漢人特別是統治階級認為自己的王朝亙古未有，值得大頌特頌。例如終軍就說南定百越，北伐匈奴，是“澤南洽而威北暢”，認為武帝“刑于宇內”，“履眾美而不足，懷圣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①。《子虛》《上林》兩賦，把外在事物再一次變為現實，提供給人們進行精神觀照，滿足了人們在精神領域肯定自己的需要。

《子虛》《上林》從宏觀的視角，做到了“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在審美意識上體現了對完整性的追求，這種追求加上夸張筆法，造成了“廣大”、“闊大”、“博大”的審美感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這兩篇賦，想象被充分運用，在手法上則突出表現為夸張和比喻，因而賦中具有浪漫氣息。在結構上，注意動靜結合，縱橫交錯，從而使兩賦體制巨大，內容充實。這兩篇賦在語言上韻散結合，韻文部分以四六言句為主，間或雜以三、五、七言句，注意音韻和諧，講究對偶排比，這是對賈誼、枚乘賦的形式的綜合發展，標志著漢賦代表性形式——散體賦的完全成熟。

司馬相如還有騷體的《長門賦》。《文選》在賦前加了一個小序，說這是為陳皇后而作，當然不足信。但這篇賦抒情細膩，描寫具體，生動真切地展示了一個失戀女子內心的痛苦。此賦突出的地方是將人內在的情感波動與外在行為緊密加以結合，是對《離騷》式的抒情手法的發展。

司馬相如是漢代最重要的賦家，取得了極高的成就。魯迅說他“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②，是非常確當的評價。確實，在漢代賦家中，沒有誰能與他并立。揚雄稱贊他說：“長卿賦似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確非虛語。

這一階段值得提起的賦家還有王褒。王褒字子淵，蜀人。漢宣帝“頗作詩歌，欲興協律之事”，召集了劉向、張子喬、華龍等人待詔金馬門，王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薦，同劉向等一同待詔的。王褒的賦有《圣主得賢臣頌》《四子講德論》《甘泉宮頌》《九懷》《洞簫賦》等，但值得提出的只有《洞簫賦》。

《洞簫賦》是一篇成熟的詠物賦，奠定了王褒在賦史上的地位。這篇賦，從制簫的竹干寫起，寫了竹干的生成，竹干的采擇，簫的制作、形制，吹簫者的演奏，簫聲的變化及感染力量，面面俱到，刻畫具體。整體結構上，是以事物在時間中的變化為經，以事物在每個時間斷面上的變化為緯，縱橫交織，極盡鋪陳，而在寫法上則極力夸張，每件事都夸張到極至。這篇賦，形式上采用騷體，擴大了騷體賦的題材范圍，在表現上，注意對對象的精細刻畫，是對大賦寫法的發展。在語言上，此賦更注意駢偶，如寫音樂武聲仁聲一段，音節調諧，注意詞語的意義對應，是賦體走向駢驪化的先兆。但最重要的是，此賦第一次以一個具體的事物作為審美對象，它使得詠物從而真正成了漢賦乃至賦體文學的內容特點，這在賦體文學發展上是一個重大貢獻。賦體雖在初出現時就與外在事物關系密切，但那些涉及到具體事物的賦，都還不能稱為完整的詠物賦。荀卿的《云》《蠶》《針》諸賦，受隱語影響，辭既簡陋，又頗寓哲理;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鄒陽賦酒，公孫勝賦月，雖見載于《西京雜記》但自來被疑為偽托，不能作為證據;劉安《屏風賦》則頗類荀卿賦而多有議論。所以說，在賦史上，真正把一個事物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加以表現，就是這篇《洞簫賦》，也正因為這一點，奠定了王褒在賦史上的地位。

注釋

①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② 《漢書·主父偃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① 《漢書·終軍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② 《漢文學史綱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