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歷史地位、繁榮原因及分期

隋唐五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段，隋唐五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一章。

從公元581年到960年，在綿延近四百年，經歷七個王朝的這段漫長歲月中，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變革，由南北朝的分疆對峙走向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由五代的戰亂割據走向宋王朝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在社會的高度發展和巨大變革中，文學也有容而大，因承載無比豐富的歷史內容，接受無比豐厚的文化遺產而登陟于藝術的頂峰。

隋唐五代尤其是公元8世紀初到9世紀中葉的一百多年，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最繁榮、發達的時代。隋朝的建立，結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交流和融合，文質相兼，剛柔并濟，為唐代社會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隋末農民戰爭的沖擊，通行于漢魏六朝時期的貴族門閥制度漸趨瓦解，庶族地主和寒士通過科舉登上政治舞臺，成為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角。唐初的開明政治和休養生息，使農村經濟得到極大發展，士民富庶，城市繁榮，首都長安成為當時亞洲的經濟、文化中心，吸引了無數客商、僧侶和留學生。廣泛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與周邊國家、民族的往來融合，使唐帝國大量吸收了外來文明的菁華，推動了華夏文化的多元發展，并形成一種包容、開放的性格，書法、繪畫、音樂、舞蹈，各種藝術形式都在這適宜的環境中發展起來，達到空前的高度。而文學在有唐三百年中更是放射出了最燦爛的光華，成為華夏民族永世的驕傲。在詩歌領域，詩人們創造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經典形式——近體詩，他們的不朽詩篇令后人景仰膜拜，奉為永遠不可企及的顛峰。在散文領域，六朝盛行的駢文繼續發展，新興的古文大大拓展了散文的題材和表現力。賦在漢大賦和六朝抒情小賦之上更增添了新的律賦，形式更為精致。在小說領域，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并行，進士集團的浪漫生活給唐傳奇注入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使古代小說文體走向獨立，藝術技巧更為豐富成熟。詞曲作為新興的文學形式也在唐代由民間進入文人的創作中，在晚唐、五代時期形成填詞史上的第一個高潮，不僅開宋詞之先聲，也為文學史留下第一批經典作品。的確，除了戲劇還處在萌芽期，中國古典文學的所有形式都在唐代產生了飛躍性的發展，達到令人仰止的高度。

千百年來，人們在驚嘆和羨慕唐代文學之繁榮，研究探討唐代文學的寶貴經驗的同時，也一直在思索唐代文學繁榮的原因。在以詞曲傳奇為小道的傳統觀念主導下，人們對唐代文學繁榮的理解只限于詩文，更準確地說集中于唐詩，于是唐詩的繁榮問題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自宋代嚴羽說“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滄浪詩話·詩評》)，由科舉制度著眼解釋唐詩繁榮與科舉試詩的關系，后人議論紛紜。進入本世紀，學術界又不斷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及文學傳統和文學本身的發展諸多因素來討論唐詩繁榮的原因，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看法^①。概括起來，唐詩繁榮的原因已被列舉出如下七點：

(1)農村經濟、莊園經濟和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2)政治制度開明，文化政策寬容，思想觀念多元;

(3)教育的普及和發達，全社會普遍喜愛詩歌的風氣;

(4)科舉制度的引導，君主的提倡對詩歌創作的激勵;

(5)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溝通交融，姊妹藝術的滋潤;

(6)前代創作經驗的豐富積累，自覺的繼承和創新;

(7)近體詩型形成，聲調格律的完成。

在中國學者概括的七點外，日本學者山田勝久還補充了安史之亂帶來的政治轉變、貨幣經濟的確立與詩人的地方分散兩點^②。準確地說這是針對中唐以后詩歌繁榮原因的解釋，尚不足以涵蓋整個唐代詩歌。不管怎么說，上面這些因素無疑都對唐詩繁榮起了促進作用，值得我們加以重視。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原因的羅列，而在于對其邏輯關系的解釋。首先應該明確一點，“繁榮”概念的核心意義是在創作水平高而不是作品數量多，由此出發我們才能對唐代社會提高詩歌寫作水平的激勵機制做出有效的說明。實際上，上述七方面的原因中，(1)和(2)只是一般文化繁榮的必要條件;(5)和(6)是一般藝術繁榮的必要條件;(3)和(4)是詩歌繁榮的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分條件——(3)僅造成了普及，而普及和提高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如果不存在競爭機制的話;(4)造成了競爭機制，但仍缺乏競爭需要的內部條件，即游戲規則;(7)正好提供了科舉競爭所需要的規則，近體詩聲韻格律對仗的精致形式對詩人的才能提出了挑戰。歸根結蒂，唐詩繁榮問題也是一個藝術生產的問題。官僚制度(功利性的)和傳誦欣賞(非功利性的)造成一般社會需要，發達的教育和君主的提倡造成了消費意欲和消費能力，科舉制度則起到監督生產能力和鼓勵生產者的作用，兩者給唐代詩歌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和制度化的管理體制; 近體詩格律的完成適時地提供了公平競爭所必要的游戲規則，它對詩人的才能是雙重的挑戰：掌握新詩體，駕馭一套復雜的規則。它吸引人們投入最大的創造熱情和能量，在全力以赴的鉆研、磨煉中逐步掌握新詩體，最終在對詩體資源的原始開發中爆發最大的創造力^①。這一過程是無比慘烈的，少數偉大成功者的背后躺著無數的失敗者?，F存五萬首唐詩是少數優秀詩人成功的紀念碑，更是無數無名詩人共同的紀念碑。

在詩人們征服近體詩形式的艱巨歷程中，唐詩自然地形成了它的階段性特征，后人往往根據自己對這種特征的不同認識和體會來把握唐詩的發展階段，對唐詩進行不同的分期。北宋蔡寬夫曾說：“唐自景云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后，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 這雖不是論唐詩分期，但已可見對唐詩之階段性特征的意識，初具唐詩分期的雛形。后來嚴羽基于風格體認，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將唐詩劃分為唐初體、盛唐體、大歷體、元和體、晚唐體，其中大歷體和元和體正相當于我們界定的中唐。然則嚴羽的唐詩分期其實也是四唐說的框架，只不過未使用中唐的概念而已。高棅《唐詩品匯》用初盛中晚劃分時期，后人奉為圭臬，以四唐說為定論，只是在確定起訖年代上略有分歧。實則據高書“總序”，以貞觀、永徽為“初唐之始制”，神龍至開元初為“初唐之漸盛”，開元、天寶間為“盛唐之盛”，大歷、貞元中為“中唐之再盛”，元和之際為中唐向“晚唐之變”，開成以后為“晚唐變態之極”，乃是分為六期?，F代學者的著作，一般都沿用四分期。如胡云翼《唐詩研究》、朱炳煦《唐代文學概論》并以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開元元年(713)為初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到代宗大歷元年(766)為盛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到文宗大和九年(835)為中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到昭宣帝天祐三年(906)為晚唐。作為民國年間唐詩研究最值得重視的論文之一，李嘉言的《唐詩分期與李賀》一文(《當代評論》1—14，1941)取胡適的觀點，將唐詩分為初盛晚三期，以李白、王維代表盛唐前期，杜甫、韓愈、白居易代表盛唐后期，賈島、李商隱、溫庭筠代表晚唐。而李賀與陳子昂一樣，是過渡時期支持詩壇的一根明柱。“一個是反齊梁，一個是回到齊梁。在精神上個別地賦予了盛晚唐一種啟示”。這一見解得到部分當代學者的支持^①，但它忽略李杜與韓孟元白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詩史分期來說終究不太合適。開元、天寶與元和、長慶詩歌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唐詩史上的兩個時代，兩座高峰，胡適本人也是從杜甫開始將唐代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劃分為前后兩段的，甚至更早的清代詩論家葉燮就將中唐視為 “百代之中”(《百家唐詩序》)。我們怎能不注意到這文學史升降的關鍵呢?四唐說不只是契合了人們常識中的發生一茂盛一成熟一衰老的生物循環模式，更主要的是，它是與唐詩的歷史進程和成就曲線相吻合的。因此盡管當代學者又提出了六期說^①、八期說，剖析愈細，但學術界還是樂于接受傳統的四唐說。實際上，自陳子展 《唐代文學史》、楊啟高《唐代詩學》以降，當代學者分期的分歧就主要集中在盛唐是否包括大歷(766—779)和中唐是否包括大和至會昌(827—846)兩點上。時至今日，學術界大體傾向于以唐代宗寶應元年(762)為中唐文學之始，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為晚唐文學之始。對文學史而言，以具體年代作為一個時代的起點當然都是象征性的。其實質性內容是作家隊伍的更替，文學群體的消長，時尚趣味的變化，文學體裁的盛衰，這一切都很難落實到一個具體的年代上。只能以一些醒目的歷史事件作為劃分文學史階段的外部標記，有時是作家的生卒，有時是書籍的編纂，更多的時候只好取君主的改朝換代。這有時或多或少會改變我們對文學史的敘述，但不會改變我們對文學史的總體看法和結構性的認知。

注釋

① 參見余冠英、王水照《唐詩發展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1978年第1期;梁超然《就唐詩繁榮原因提幾個問題——與余冠英、王水照同志商榷》,《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劉修明、吳乾兌《試論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學術月刊》1982年第4期;廖仲安《唐代文化繁榮的政治思想背景》,北京師院《科學討論會論文集》1982年版; 葉幼明 《六朝文學的歷史地位——兼論唐詩繁榮的原因》,《湖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3期; 馬積高《唐代的科舉考試與詩的繁榮》,《唐代文學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雷樹田《試論“直言極諫”與唐詩繁榮的關系》,《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王貴?！短煲饩殨?人間要好詩——對唐詩繁榮原因的一點補充》,《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武復興《試論唐詩繁榮之原因》,《漢唐文史漫論》第1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劉初棠 《科舉制度的變革和唐詩的繁榮》,《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1期;張震歐《唐詩繁榮原因評議》,《廣東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王定璋《唐詩繁榮的原因新探》,《湖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孫蘭廷《唐詩繁榮之原因》,《語文學刊》1987年第2期;閻忠卿《以詩取士和唐詩的發展》,《沈陽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韋齊發《試論唐代教育對文學藝術繁榮的作用》,《福建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王啟興《唐代詩人和音樂——唐詩繁榮和唐代藝術的關系初探之一》,《武漢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齊詠梅《唐詩繁榮的原因》,《陜西教院學報》1997年第2期。② 參見山田勝久《唐代文學研究》卷首《唐詩概說》第7頁,笠間書院1984年版。① 詳見蔣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遺產》1994年第5期。① 參見倪其心《關于唐詩的分期》,《文學遺產》1986年第4期。① 如余冠英、王水照《唐詩選·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實際是將相當于中唐的自安史之亂到大和這一時期分成了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