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的文獻·隋唐五代文學的典籍·總集·《全唐詩》和《全唐文》

不作選擇地網羅一代作品，盡可能全備地匯聚于一書，宋代已初見端倪。如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收唐人絕句逾萬首;趙孟奎編《分門纂類唐歌詩》一百卷，收詩達40 791首，雖不稱全錄，卻已具此種傾向。明代較早從事于此的纂輯者是嘉靖間編成《古詩紀》的馮惟訥，沿其體例而纂錄唐詩的黃德水和吳琯于隆慶至萬歷初年編成《唐詩紀》初盛唐部分170卷(有萬歷十三年[1585]刻本，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萬歷、崇禎年間，胡震亨編成《唐音統簽》1033卷，首次完成有唐一代詩歌的匯輯。《唐音統簽》分十簽收錄唐詩，甲簽錄帝王詩，乙丙丁戊四簽錄初盛中晚四期詩，戊簽后附戊簽余錄五代詩，己簽為閨媛詩，庚簽為僧道詩，辛簽為樂府、諧謔、歌謠讖諺、章咒偈頌，壬簽為神仙鬼怪詩，癸簽為詩話評論。后僅戊、癸二簽刊印而較易見，甲、乙、丙、丁四簽曾刻而傳本很少，全書今存故宮博物院，近年方得影印問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又收入《故宮善本叢書》《續修四庫全書》)。胡氏同時人茅元儀所編的《全唐詩》1200卷，可能是最早以“全”字領攝一代作品的著作，可惜在戰亂中失亡，僅有《凡例》存于其文集中(轉引自《湖錄經籍考》卷六)，可略知其編例。清初錢謙益曾試圖以《唐詩紀事》為基礎編錄唐詩，未成而稿歸季振宜，季振宜復事搜輯，編成717卷《唐詩》進呈，今有稿本存臺灣，臺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影印時題作《全唐詩稿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尚有清寫本存留，前者已影印收入《故宮善本叢書》。胡、季二書雖已規模大備，但當時并未流布。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時命曹寅領銜在揚州開館編修《全唐詩》，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負責編修，僅用一年多時間，這部多達900卷的大書就編修完成了。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當時幾乎全靠《唐音統簽》、季振宜《唐詩》二書拼接成編，所做工作大致以季書為基礎，據胡書補遺，抽換了少數集子的底本，將二書校記中原說明依據的文字，一律改為“一作某”，小傳則刪繁就簡，編次作了適當調整。閨媛、僧道以下的部分，幾乎全取《唐音統簽》，僅刪去館臣認為不是詩歌的章咒偈頌24卷。《全唐詩》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有補遺7卷，是館臣據新發現的《分門纂類唐歌詩》《唐百家詩選》《古今歲時雜詠》等書新補的詩篇。盡管如此，這部大書畢竟完成了總匯唐詩于一書的工作，并以其特殊的權威和普及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詩歌的面貌，使此后的唐詩愛好者和研究者大獲沾益，至今不廢。《全唐詩》存詩49 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有康熙揚州詩局本，字大悅目，分為12函1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據以影印，只是字縮印得太小了一些。中華書局于1960年出版排印本，1999年又出橫排簡體字本，較便利用。

《全唐詩》匆遽成書，不注文獻所出，缺漏訛誤十分嚴重。其存在問題，岑仲勉作《讀全唐詩札記》(《史語所集刊》第九本)指出錯誤數百處，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刊《文史》24輯)指出所收非唐時詩663首又38句;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則對6858首重出誤收詩作了鑒別。最早為其補遺的是日本人市河世寧據日本所存《文鏡秘府論》《千載佳句》《游仙窟》等書，補錄128人詩66首又279句，編為《全唐詩逸》3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中華書局排印本《全唐詩》第25冊附收)。我國學者王重民利用敦煌遺書編成《補全唐詩》，收詩104首;孫望利用石刻、《永樂大典》和新得善本編成《全唐詩補逸》20卷，補詩830首又86句;童養年利用四部群書和石刻方志，作《全唐詩續補遺》21卷，得詩逾千首。三書合編為《全唐詩外編》，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后陳尚君又據存世典籍作全面補輯，得詩4663首又1199句，作《全唐詩續拾》60卷;并刪訂《全唐詩外編》，增加王重民錄詩62首的《敦煌唐人詩集殘卷》，重編為《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共存逸詩6300多首。此外，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校》(中華書局2000)中，尚可補唐人逸詩近千首。重修《全唐詩》之議，1956年由李嘉言提出，至90年代初獲實際展開。新書擬廣稽遺佚，備征善本，剔除偽誤，甄別重出，詳記異文，劃一體例，已初步完成初盛唐部分。

乾隆間李調元所輯《全五代詩》100卷，光緒七年(1881)刊《函海》本較好。其主體部分已全收入《全唐詩》，略有增補，數量不大。五代僅五六十年，前后限過于短蹙，李氏另成一編，向晚唐、宋初任意延伸，又頗改詞為詩，偽題作者，甚不足取。

《全唐文》于嘉慶間應詔編修，由董誥領銜，實際主其事的則是徐松、孫爾準、胡敬、陳鴻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寧陳邦彥于雍正、乾隆間初編的所謂“內府舊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據得見的四部書、《永樂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做了大量的遺文網羅和校正工作。歷時六年，先后有五十多人參與編修，終成書1000卷，存文20 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時代前后為序。《全唐文》成于樸學既盛時期，主事者又頗具學識，在搜羅遺佚、錄文校訂、小傳編次諸方面，應該說均優于《全唐詩》。但不注所出則兩書相同，漏收重收、錄文缺誤、事跡出入等問題也所在多見。清人勞格作《讀全唐文札記》(收入《讀書雜識》)，匡謬正失得130則，又補遺文目于文末。岑仲勉作《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史語所集刊》第九本，又收入《唐人行第錄》)，又得310則，偏于小傳訂誤;今人陳尚君《再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收入《選堂文史論苑》)，沿其例而重在辨偽考異，又指出六百多處。為《全唐文》作補遺的工作，以曾參與《全唐文》編纂的阮元和陳鴻墀為最早：阮元有《全唐文補遺》一卷，錄文141篇，多有重出誤收，較草率，未刊，抄本存中國國家圖書館;陳鴻墀亦作有《全唐文補遺》，不傳，在其作《全唐文紀事》中略引及一些逸文。真正有所成就的是清末吳興藏書家陸心源，以其豐博的個人藏書編成《唐文拾遺》72卷、《唐文續拾》16卷(光緒間《潛園總集》本，陳尚君校訂本收入《傳世藏書》)，補唐文逾三千篇。近代以來，唐文獻尤多新發現，尤以敦煌遺書和石刻為大宗，海外漢籍和公私散出珍籍中也頗有可觀，佛道二藏和地方文獻中也有不少稀見材料。石刻碑志的校錄是清后期至近現代唐文發掘方面最有成績的工作。清季以來的石學專著，如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及其《續編》、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端方《匋齋藏石記》及一批地方石刻專書中，都記錄了大量石刻唐文。民國間的新發現，羅振玉編印《芒洛冢墓遺文》《昭陵碑錄》等大量專書，保存了可觀的唐人文字。張鈁《千唐志齋藏志》收唐志達一千二百多方，李根源《曲石藏志》亦頗具精品。最近二十多年因考古發掘工作的展開和影印技術的普及，先后出版的大宗唐碑志也已有多種，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參考的需要。據石刻補錄唐文的著作，則有周紹良等編《唐代墓志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錄墓志3676方，十之七八為《全唐文》和陸補所未收;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三秦出版社1994—2000年)七冊，均取石刻，存文約四千二百篇。敦煌遺文亦已有多種校錄，但尚無全面錄補單文者。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則廣采四部群書而成，存文六千多篇，墓志收錄較少，與前二書體例不同。20世紀90年代初，陜西學者曾倡修《新編全唐五代文》，至今未見出版。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主要是據前人已發表的石刻和敦煌遺文來增補，新增文字中包含大量史書中的談話，以及敦煌籍賬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