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有影響的詞派。始倡于常州人張惠言，故名。詞作為一種新的詩體，在兩宋達到極盛，然后由盛而衰，在元明兩代跌入低谷。明末清初，詞壇再度熱鬧起來，以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派和以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派，并峙爭雄，各逞千秋。浙西派標舉姜夔、張炎一派的清空醇雅，陽羨派推尊蘇軾、辛棄疾一派的豪邁奔放。清朝前期，文網甚密，忌諱甚多，文人多噤若寒蟬，難以豪放，故浙西詞派最為風靡，但后來逐漸流于枯寂，演為雕章琢句、審音守律的“小道”。到清代嘉慶年間，文網漸開，士氣復興，反映到詞壇上，就是常州派的崛起。張惠言早年治經學，而常州經學家多以今文經學“經世致治”的主張相號召，后來逐漸形成與擅長考據的乾嘉學派分庭抗禮的常州學派。張惠言以這種學風來衡量當時的詞風，就不能不思變革。張惠言首先推尊詞體，認為詞與詩同道，絕非“詩余”，他引用許慎《說文解字》對“詞”字的解釋：“意內而言外謂之詞。”來證成其說。既然詞是“意內言外”，這就與“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古訓打通了，詞體也就變得尊貴起來。其實，《說文解字》所謂“詞”是詞語之詞，與歌詞之詞風馬牛不相及，彼一“詞”非此一“詞”。這種思維模式和論證方式如果放在今天，自然非常可笑，不堪一擊，但在張惠言的時代，卻能令許多文人口服心服。然后，他主張詞應該與《詩經》一樣，要有“比興寄托”，即用“風謠里巷、男女哀樂”的歌詠，“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但是，詞為“艷科”，這有唐五代北宋詞為證，張惠言要讓人們接受他詩詞同道的觀念，就必須破除人們對詞的成見。他于是編了一本《詞選》，來印證他的看法。這本《詞選》共選錄唐五代宋詞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而以“花間派”宗師溫庭筠一家最多，竟達十八首，僅此一點，就在當時及后代掀起了大波瀾。溫庭筠歷來以“香艷”著稱，要以他來抬高詞的地位和品位，無異于以《金瓶梅》來抬高通俗小說的地位和品位一樣，未免有些滑稽。但張惠言的“絕招”就在這里。既然“香艷”如溫詞尚有“比興寄托”之意，其他就毋須再說。張惠言以經學家注釋《詩經》中“男女之詩”的方式來“解讀”溫詞，如謂《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為“感士不遇，篇法仿佛《長門賦》”。又以“花間派”韋莊的《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為“述蜀人勸留之辭”。這樣一“解讀”，溫、韋的“艷詞”便有了嚴肅的意義。用張惠言自己的話說，就是“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重鑄溫、韋、周、辛之面目”。《國風》有“男女之詞”，《離騷》有“香草美人”，這與后代的詞有“香艷”，同為“寄托”。張惠言的主張通過這本《詞選》流行開來，響應者甚多，彼此鼓吹，形成詞派。其代表人物之一周濟甚至認為：“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并提出“詞史”一說，以與“詩史”并尊。直到近代，聲勢依舊不衰，被人稱為晚清四大詞家的譚獻、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就是常州詞派的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