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的內容·先秦兩漢文學思想·兩漢文學思想·黃老思想下的漢初文學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訓，政治上采取休養生息政策，學術上提倡黃老之學。所謂黃老之學，是指漢初以道家為基礎同時吸收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種思想體系。“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這里引司馬談所說的道家實際是指黃老之學。其道法自然、養生保真、柔以克剛、無為而無不為等思想影響了漢初文壇，形成重真、簡、美的文學風尚。同時，南北文化的交融使得漢初楚聲興隆，誦讀楚辭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其興盛除漢初統治者好楚聲的人為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藝術精神與漢初思想有一種冥符默契，“這充分表現為漢人一方面試圖通過楚文化浪漫神奇的想象來把握驀然呈現眼前的地廣物厚、生靈匯聚的現實世界，一方面又從楚人發舒浪漫情思間所寄寓的對大自然的驚愕與恐懼心態中接受了一種永恒憂患，并將此憂患意識從自然轉向漢初戰亂方息的滿目瘡痍、隱難未盡的現實社會”^①。這種憂患意識結合士人對人生和命運的關注，化作一種潛流一直在兩漢文學精神中流淌。 以賈誼《��鳥賦》《吊屈原賦》等為代表的漢初辭賦創作，典型地體現了漢初文學精神。然而同屈騷相比，作品在抒發人生失意和感慨時雖然同樣感情激切，但因缺乏屈原的身世經歷，主要借屈原以自喻，走的是一條悼屈、效屈之路，因此多陳詞模擬，其藝術的感染力也就大打折扣。同時，其中一些作品所透出的“隱伏遠身”等道家觀念，也帶給讀者以與屈原作品不同的閱讀感受。

漢代作家真正對屈原有所繼承的是司馬遷。他明確意識到屈作中哀怨激憤的情結，“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同時，他突出了《離騷》“怨”的特點，“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另外，司馬遷認為，宋玉、唐勒、景差等后人雖好辭且以賦見稱，卻缺乏屈原不顧個人安危的“直諫”。由此，司馬遷看到了文學創作的深層動機和原因，即“發憤著書”。他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里的“發憤著書”并非個人私憤的發泄，而有更廣的內涵。一方面，作者志向抱負不能施展，便以著書為寄托。另一方面，繼承“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傳統，總結歷史經驗，實現自己“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司馬遷對文學創作的這些認識，和其身世遭遇緊密相關。最初其修史是為完成先父的遺志，載“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史記·太史公自序》)。后遭李陵之禍，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心境的變化遂導致修史動機的變化，司馬遷進一步深切體會到前人著書立說的動因：“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就闡明了文學創作和政治、生活、個人身世遭遇的關系。這一理論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揭示了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創作規律。

同以上文學觀念相聯系的是《史記》表現出的“直錄”和“愛奇”的雙重價值觀念。所謂“直錄”即班固所說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贊》)。所謂“愛奇”，即指司馬遷筆下活現了一系列“倜儻非常”的“奇人”。正是因為作者摯愛筆下歷史奇人的功業品節、精神氣質，才使得他對歷史的“直錄”描繪中摻和著激越的情感和藝術的夸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其敘事多采用“詩筆”而非“史筆”，強調主體記述者對歷史現實的介入，這可以說是一種文學式的歷史觀，它使得作品在審美層面上達到了歷史關照和藝術呈現的完美統一。① 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第1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