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政治·宋代朋黨政治與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善則美”

元豐七年，宋廷“詔太學外舍周邦彥為試太學正，寄理縣主簿。邦彥獻《汴都賦》，上以太學生獻賦頌者以百數，獨邦彥文采可取，故擢之”^③。從現存其《汴都賦》觀之，旨在贊美新法。周邦彥因作賦贊美新法，被擢為太學正;元符元年，“紹述”新法的哲宗命其重進《汴都賦》，由國子監主簿遷為秘書省正字;徽宗時，因《汴都賦》又得到了重用，至政和六年，入為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周邦彥的這一經歷，具體說明了“善則美”作為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和士大夫的立身之本與朋黨政治的關系。

朋黨政治在排斥政敵，壓制異論的同時，需要贊美詩，為其政權的運行制造輿論，特別在朋黨政治日趨專制和殘酷時，更是如此。“善則美”在崇寧黨禁和紹興和議期間成為文壇創作的價值取向和主流，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崇寧元年，徽宗即位，起用蔡京為相。徽宗與蔡京在崇寧三年立309人的黨人碑，次年又建立了用于粉飾太平的大晟府。據《宋史·奸人傳》：“京每為帝言，今錢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于備禮。于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又據載，“大晟樂即成，八音克和，嘉瑞繼至。宜德能文之士，作為辭章，歌詠盛德，鋪張宏休，以傳無窮。士于此時，秉筆待命，以幸附托”^①。于是，一個陣容不小的、以“善則美”為價值取向和立身之本的“大晟詞人群”應運而生，諸如晁次膺《金人捧露盤》(天錫禹圭堯瑞)、萬俟詠《雪明��鵲夜慢》(望五云多處春神)、晁沖之《上林春慢》(鶴降詔飛)、晁端禮《鷓鴣天》(絳燭銀燈)、王安中《綠頭鴨》(魏都雄)等以歌頌徽宗與蔡京集團之“盛德”為主題的諂諛之詞連篇累牘地出籠，終成徽宗在位期間文學創作的主流。

這一創作主流雖然在靖康之變中被稀釋得一干二凈，至紹興和議，卻又死灰復燃，且來勢更兇猛。其首次大規模的“善則美”運動在紹興十二年。該年，金人按照和議協定，放還高宗生母皇太后韋氏。為此，高宗政府宣布：“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賴陛下圣明，虛心屈己，上天悔過，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疆之福，乞令詞臣作為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偉績，垂之無窮。”詔下，朝野文士紛紛響應，作者達千余人之眾;同時“有司”奉詔展開了評獎活動，在一千余人贊美高宗和秦檜簽訂和議、“共圖中興”之“盛德”的作品中，評出四百首為優等，其中吳㮚為第一，張昌次之，范成大的作品也在被獎之列。對優等頌詞的作者獎勵是：“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①

如果說這次歌功頌德的運動是由政府組織的，具有明顯的指令性質，因而對于參與者來說，或多或少帶有受指性或被動性;那么紹興十二年以后，歌頌秦檜輔助高宗“共圖中興”的“盛德”，成了士人在文學創作中經常表現的一個主題和一種自覺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現這一主題的作者中，還包括了曾反對和議、主張抗戰的正直君子。如胡寅稱譽秦檜“命世大賢，興邦元佐”，“一登揆路，大振邦榮”，“秦漢以還，勛庸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②。又張元幹《瑤臺第一層》：

寶歷祥開飛練上，青冥萬里光。石城形勝，秦淮風景，威鳳來翔。臘余春色早，兆釣璜、賢佐興王。對熙旦，正格天同德，全魏分疆。熒煌。五云深處，化鈞獨運斗魁旁。繡裳龍尾，千官師表，萬事平章。景鍾文瑞世，醉尚方、難老金漿。慶垂芳。看云屏間坐，象笏堆床。

夏承燾先生《瞿髯論詞絕句》說：“格天閣子比天高，萬闋投門憫彼曹。一任纖兒開口笑，堂堂晚蓋一人豪。”吳聞先生注云：“秦檜當權時，文人紛紛獻詩詞奉承。宋本張元幹《蘆川集·瑞鶴仙》詞，有‘倚格天俊閣’句，當是獻給秦檜或秦檜家人祝壽的詞。”^③其實，張元幹獻投秦檜的壽詞不止于此。上列壽詞雖然沒有注明壽主的姓名，但其中的“石城形勝，秦淮風景”，正切合秦檜的誕生地;“臘余春色早”，合乎秦檜賀誕時令(詳下文);“格天同德，全魏分疆”也就是高宗表彰秦檜“一德格天”與“獨斡化樞，再安王室”之意。換言之，詞中所言非秦檜莫屬。張元幹《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同調《送胡邦衡待制》，強烈譴責了高宗與秦檜主和行為，得到了人們的高度贊賞。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創作了上述與《賀新郎》截然不同的諂諛之詞。

賀秦檜生日是具有鮮明政治目的的一個盛大節日，始于“紹興和議”確立后的第二年。該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太師秦檜生辰賜宴其第，自是歲為例”^①。高宗又為此專門下《賜太師秦檜生日詔》：“宣王撥亂，岳降甫申，炎德復輝，勛高冠鄧。稽諸載籍，豈若師臣獨斡化樞，再安王室，明謨高世，成績格天。屬茲載誕之辰，特厚匪頒之寵，用昭恩眷。”^②自此以后，年復一年的秦檜生辰之日，一批接一批的士人就是據此賦詩作文，競相獻投的。據載，每遇秦檜生日，四方“獻投書啟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圣’或‘大圣’”^③“元圣”或“大圣”就是對高宗詔書的高度概括。輔助王室的秦檜為“元圣”，王室之主的高宗當然成了“元帝”;故在歌頌秦檜的同時，高宗的“盛德”也就包含其中了。

與此同時，“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④。從和議的確立到秦檜去世，共有5榜正奏名進士，王曾瑜先生在對每榜的策論內容作了提要說明后指出：“紹興十二年為389人，紹興十五年為374人，紹興十八年為353人，紹興二十一年為422人，紹興二十四年為419人，合計1966人(按應為1957人)。這僅是撰寫歌頌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舉過關者，而更有特奏名進士，還有大量雖亦撰寫了歌頌文字，卻仍未過登科關者，用成千上萬的成語估算，是不過分的。”分別于紹興十八年、二十四年中第的朱熹與張孝祥也在其中，“依朱熹的文化修養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違心之論說得不重”^①，但較諸“大量雖亦撰寫了歌頌文字，卻仍未過登科關者”，其“違心之論”無疑要重得多。

上述足以表明，在蔡京實施黨禁和秦檜履行和議時期，文壇幾乎為歌功頌德的諂詩諛文所覆蓋，士人幾乎都為“善則美”的價值取向所驅使，尤其是后者，甚至出現了像胡寅、張元幹那樣的“變節”。之所以如此，首先取決于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立身之本，即以通過對時政的歌頌，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保持或獲取政治地位，如紹興十一年，曾惇因作《書事十絕句》，稱秦檜為“圣相”，“以郡守處之”;熊顏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紹興十二年，秦檜除太師，以啟賀之，啟中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四句，“復錄用”;紹興十七年，施諤進《中興頌》和《行都賦》各一首、《紹興雅》十篇，“詔永免文解”^②;紹興十八年，敷文閣待制張嵲獻《紹興中興復古詩》，詔嘉獎;黃友端進《紹興圣統詩》一篇，詔免解;程端厚獻《紹興中興盛德詩》，除直徽猷閣;劉一止進《紹興中興盛德》，除敷文閣待制，錢周材進《紹興中興盛德詩》，除集英殿修撰^③。紹興二十一年，李岡因作百韻詩賀秦檜生辰，由大理少卿超升為吏部侍郎^④。由此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這是儒家文學的價值取向和創作主體的立身之本在高壓政治環境下的一種邏輯發展。作為宋代儒學思想的組成部分，歐陽修所闡發的“美刺”主張，將文學與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為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進一步明確了理論指南的同時，也為誘發政治異化創作主體人格提供了理論基礎，尤其是在紹興和議期間的文學生態中，更容易付諸實踐而凸現出創作主體文化人格的變異性與劣根性。而高宗與秦檜正利用了這一點，才得以使士人在以歌功頌德的話語系統中奔競不息的，從而十分有效地維護了和議，推進了高壓政治的生成與進行。

注釋

③ 《長編》卷三四四“元豐七年三月壬戌”條。① 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銘》,《樂靜集》卷二八。①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三第16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要錄》卷一四七“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條,第2367頁。②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啟》,《斐然集》卷八,《四庫全書》本。③ 《夏承燾集》第二冊第534—53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① 《宋史全文》卷二一上“紹興十二年十二月癸未”條。② 劉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六,《四庫全書》本。③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第1580頁。④ 《宋史》卷四五九《徐中行傳》附徐筠傳,第13458頁。① 《紹興和議與士人氣節》,《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② 以上分別見《宋史全文》第二一上“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丙子”條、同書卷二一中“紹興十四年六月辛巳”條、同書卷三一下“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條。③ 以上均見《玉海》卷五九,《四庫全書》本。④ 《要錄》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乙卯”條,第26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