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經學·儒家經典與文學

先秦時期的一部分文獻在早期流傳、解讀過程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成為儒家的乃至中國古代的經典，也產生了中國古代的“經學”。儒家的“經”與“經學”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官方學術和權威話語，給予中國文化、文學以極其深遠、至為廣泛的影響。這是了解先秦兩漢文學乃至中國文學、中國文化都應格外關注的問題。在中國歷史的特殊背景下，儒家經典及對這些經典的闡釋，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內核與精髓。它們是漢代以后知識分子的必讀書，也是隋唐以后科舉考試的官方教材。可以說，在中國古代，不論人們的主觀意愿如何，都不能不讀這些經典，都無法排拒其對人們心靈的影響、制約乃至熔鑄。這些“經”所表現出的藝術精神、藝術成就和藝術風格，都對后世文學藝術起到規范的、奠基的作用。而歷代以研究儒家經典為內容的“經學”則是中國古代的官方學術。它同古代思想、文學理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狀況直到清代末期廢科舉、興新學之時，才略有改觀。五四運動以后，儒家經典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發生了徹底改變，儒家經典與經學遭到徹底否定。但是，人們也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精神文化的傳統不是可以簡單地拋棄的。以儒家經典為內核的精神早已存在于中華民族的肌體中。要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文學，甚至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都不能不從對儒家經典的起碼了解入手。

人們所說的“經”，是指儒家所推崇的幾部古代典籍，指“經”的文本。所說的“經學”，則是指歷代學者對這些“經”的研究與闡釋。從現存的文獻來看，“經”的各種注本、闡釋，都在經學的范圍內。

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曾談到對夏禮、殷禮、周禮的了解，表明他對此進行過系統的研究?？鬃印白粉E三代之禮，序《書傳》”;他“自衛反(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將前代流傳下來的眾多詩篇進行刪削整理，“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于是有《詩經》;他“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他“因史記作《春秋》”;他“以《詩》《書》、禮、樂教”^①弟子三千人。盡管與此相關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是，孔子曾以一些前代的文獻教育弟子，則是沒有疑義的。另據《莊子·天運》載，孔子自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孰(熟)知其故”^②，其中所說孔子見老聃并談論自己的學術，似不足憑信，但“六經”的概念已見于該書，是值得重視的。

由此看來，孔子重視并傳授這些文獻，對之進行過整理，則為學術界所認同?？鬃尤ナ乐?，儒家后學多遵循其先師的做法，通過講授這些文獻以傳道。于是，這些文獻也被推崇為經典，并被概括為“六經”。其中《詩》《書》《易》《春秋》各為一經，即后世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禮和樂各為一個領域。在漢代有《禮古經》，稱為《士禮十七篇》，即傳世的《儀禮》。樂即音樂，無經。于是西漢有“五經”之說。此后，儒家經典又經歷了九經、十三經等整合階段。某些專門闡釋經的傳、說、記成為這一經書的權威性解說，遂上升為經。如闡釋《周易》中一些原則性問題的《彖》《系》《象》《說卦》《文言》等，成為《周易》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單獨成書;禮在《士禮十七篇》之外，又有《周禮》和《禮記》;《春秋》“經”同“傳”結合成一體，隨文釋經，于是《春秋穀梁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左氏傳》也逐漸地具有了準“經”的資格，乃至由“經”的附庸而上升為“經”。此外，漢代還曾將《孝經》《論語》列為“經”，《爾雅》《孟子》也先后進入“經”的隊列。于是，到了宋代，遂有十三經之稱?，F當代流傳最廣的就是清代將這些匯刻在一起的《十三經注疏》。

這里所要討論的內容是所謂九經范圍內的各部文獻，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氏傳》。

注釋

① 參見《史記·孔子世家》第1935—1943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② 參見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第389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