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與文學傳統·宋代散文與文學傳統·復古重道的創作觀念

復古，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傳統。早在兩漢時期，劉歆、揚雄等人就在提倡學術復古的同時，作文也隨之產生復古的傾向。其實，無論哪一個歷史時期，復古都不是為了古，出發點不在于古，目的也不是為了復古，“復古”實是為了革新，是出于對現狀的不滿而謀求某種變革。

與“復古”相聯系的一個概念就是重道(或稱崇道)。這應該說與“統”的觀念大有關系。我國古代的文人很重視“統”的概念。《孟子·盡心下》篇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云云，這可以看作是道統說的濫觴。王充《論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周)之徒歟?”這又是文統說的濫觴。韓愈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固然是道統說之所本，實在也是文統說之所自出^①。

將作文與重道聯系起來，也有著久遠的傳統。荀卿、揚雄的《非相》《法言》等文已開其先聲，劉勰《文心雕龍》中專有《原道》篇。隋末唐初的王通指出：“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茍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中說·天地》)實是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到了唐代，柳冕即力倡復古，并竭力崇道。他自稱：“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未由也已。”(《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對于道，他指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稍后，韓愈更是明確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而柳宗元理論上的表述往往比韓愈更重 “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報崔黯秀才書》)

當然，以上述諸人為代表的各個時期的典型言論，雖都論及復古或崇道，但事實上每個人所說的“道”的涵義未必完全相同，甚至某些人自身的表述也有矛盾之處(如劉勰)。另外，崇道者也未必皆倡“復古”。但大致說來，是形成了一個傳統。宋人同樣也繼承了這一傳統(當然，宋人的觀點也同樣存在著上述兩個“未必”)。

北宋初期，柳開、王禹偁等人便提倡古文，弘揚古道。柳開改名為“開”，就是以“將開古圣賢之道于時”自任，認為“文章為道之筌也”(《上王學士第三書》)，并自述其道統曰：“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應責》)與此相類，孫復也稱：“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信道堂記》)王禹偁宣稱：“革弊復古，宜有所聞。”(《送孫何序》)“夫文，傳道而明心也。”(《答張扶書》)范仲淹也在《奏上時務書》中提出“請救文弊”、“興復古道”。尹洙也提出“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道可也”(《志古堂記》)。而石介更是提倡古文古道，不遺余力。蘇舜欽等人也同樣提倡古文古道，而其“道”的含義又與石介不同。

上述諸人，都提倡興復古道，但其“道”的含義及側重點實有不同。再往后，這種不同愈來愈明顯，形成了三個客觀上的道統譜系：一個是政治家的體系，一個是道學家的體系，一個是文學家的體系。當然，我們這里說的三個體系都是在散文寫作這一大范疇之內的。他們雖然人生理念與追求不同，但都是文章寫作的行家。政治家以司馬光、王安石等人為代表，他們講道談文，重在“致用”，司馬光主張“文以明道”(《文害》)。王安石指出：“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務要“適用”(《上人書》)。道學家在北宋以周敦頤及程顥、程頤為代表，他們總是重道而輕文。周敦頤明確地提出了“文以載道”的命題(《通書·文辭》)，程氏則極端地認為“作文害道”(《二程遺書》卷一八)。到了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也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朱子語類》卷一三九)，但并不認為作文害道。而文學家則以歐陽修和三蘇父子等人為代表，他們在提倡“古道”的同時，極力推崇文體本身的價值，可謂文道并重，而對文章的興趣更濃(其實他們所講的“道”，也并不是道學家的“道”)。關于文學家的理論，我們在下文再加以評說。

以上陳述，旨在說明一個問題，即宋代散文的作者們，認真地繼承了一個傳統——復古重道的傳統，雖然他們都提倡“道”，但卻是各道其道，擁有各自的含義。

注釋

①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第158—15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