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文學與出土文獻·出土文獻與文學研究方法·簡帛發現對文學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意義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狹義的“出土文獻”只包括簡帛和紙張。在先秦兩漢時期，主要的“出土文獻”還是簡帛。大家知道，簡帛從初問世和再發現開始，就對中國學術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漢代伊始，經今古文之爭一直到晚清、民國尚未平息，“古史辨”派的看法長期籠罩在中國學術界。

李學勤在整理簡帛書籍的過程中開始了“對古書的反思”^③，進而提出“走出疑古時代”^④，開創了一代新風。他的《簡帛佚籍與學術史》一書也成為了斯學名著，為大家津津樂道。與李學勤桴鼓相應，我國另一位著名學者裘錫圭也提出“中國古典學的第二次重建”^①，他大聲疾呼： “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包括古書辨偽在內的古典學各方面的已有成果，從前人已經達到的高度繼續前進”^②。

文學界也注意到了這一學風的轉移，不少文學研究者都開始重視簡帛文獻，姚小鷗主編的《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書就是證明。不少學者也開始反思文學研究中的“疑古”思潮，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但是在反思過程中我們也要注意，既不要以真為偽，也不要以偽為真。過去郭沫若著有《金文所無考》，結果到現在其以為“無”的一一都“有”了。所以有學者提出，今日只能著《金文所有考》。“言有易，言無難”，這可以說是一個最基本的方法論。多數學者都對此體會較深。

但是現在有另一種學風需要警惕。自從李學勤提倡“走出疑古時代”以后，風氣為之一變，很多“偽書”有不少已恢復了名譽。但是有些學者矯枉過正，他們連基本的文獻考證都忽略了，就企圖為“偽書”徹底翻案。對于某些已成定讞的偽書，他們不加分析，無視矛盾，一味翻案。這未免賤玉璞而寶燕石，賤周鼎而寶康瓠了。過猶不及，這種學風同樣有失嚴謹。

李先生提倡“走出疑古”，并不是要大家“回到信古”，而是要“釋古”和“考古”，這是一個新的正反合的過程。現在有種風氣，某本書只要出土了，那就是可信的，卻完全無視出土本與傳世本的差別。像有些學者對待《文子》就是這樣，完全無視今本中的晚起因素。而且更普遍的現象是高估出土本的意義，文本闡釋一以出土本為準。甚至出土本中明顯的錯簡、錯字，也不惜穿鑿附會、曲為解說。現在這種不良風氣對文學界影響還不深，但是其傾向也需要注意。既需注意不要以真為偽，也需注意不要以偽為真。如此“釋古”，才能更好地為文學研究服務。

注釋

③ 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④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中國文化》第七期。①②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池田知久監修《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