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漢字漢語·漢語語法

漢語和印歐語的一個明顯區別是沒有形態標志和形態變化;句子中沒有定式動詞，詞組的構造規則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一套。因此詞序和虛詞在漢語語法中顯得特別重要。同樣的詞，如果次序不同，那么它們所組成的短語和句子的結構也不同，如“積極學習”不同于“學習積極”、“傳統文化”也不同于“文化傳統”。漢語中修飾語成分一般放在被修飾語成分之前。漢語中表示時間和地點的詞一般放在主語前或主語和主要動詞之間，而英語等印歐語中這些成分一般放在句尾。

在印歐語中，詞類和句法成分之間大致有一種簡單的對應關系，如動詞跟謂語對應，名詞跟主賓語對應，形容詞跟定語和表語對應，副詞跟狀語對應。但漢語中動詞和形容詞可以出現在主語或其他非謂語的位置上，形式上都一樣。漢語中的名詞也可以出現在謂語的位置上，從而構成名詞謂語句，如“他黃頭發”、“今天星期一”。漢語中的形容詞作謂語，前面可以不同系詞，如“花兒紅”。這都是不同于印歐語的地方。

漢語的主謂結構之間比較松散，口語中可以有停頓，還可以加上語氣詞，甚至主語省去不說。如果句子中有主語，漢語中有一種趨勢，即讓主語表示已知的事物，如“客人來了”不同于“來客人了”，前者的“客人”對于說話人和聽說人來說是事先就已經知道要來的人;而后者則未必。漢語的句法結構中主謂謂語句和述補結構比較特別。主謂謂語句指主謂結構充當謂語的句子。如“老王我們叫他大哥”、“白菜一毛兩斤”。述補結構中動詞是描述這個行為的性質的，補語是描述其結果的，如“打破/清除/撬開”。印歐語中沒有跟它相對應的格式。值得注意的是，述補結構中的動詞和補語的組合是極其自由的，如“洗干凈”常說，因為“洗”能導致的最自然的結果是“干凈”。可是除了“洗干凈”之外，也能說“洗臟了/洗破了/洗香了”，甚至還可以說“把我說糊涂了/把他說哭了”。另外，漢語中語法關系和語義關系不一致的現象也是常見的，如“圓圓地畫了 個圈兒”，“圓圓地”在語義上是指“圈兒”的，可是在語法上卻修飾了“畫”。

跟印歐語比較，漢語還有一些特殊的詞類。如量詞，它是指“一個人”、“三本書”、“兩支筆”中“個”、“本”、“支”這種詞。現代漢語中表示名詞的數量時，量詞一般是必不可缺的。漢語中有幾百個量詞，都必須與數萬個名詞搭配，這在英語等語言中是沒有對等的形式的。漢語中的句末語氣詞如“啊”、“嗎”、“呢”等在印歐語中也是沒有的。

下面簡單談談漢語語法的歷史變化。漢語的語法具有很大的穩固性，這是和漢語語音、詞匯的不同之處。下面我們分兩部分來談漢語語法的變化。第一部分談詞類的古今變化，第二部分談句法的歷史發展。

漢語語法研究中，向來把詞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這兩類詞古今都有變化，但虛詞的更替更引人注意。例如，上古有一套繁復的代詞系統，人稱代詞中第一人稱有“吾、我、卬、余、予、臺、朕”等，第二人稱有“汝(女)、若、乃、而、戎”等，第三人稱有“其、之、厥”等。這些詞在最早的時候可能有格的區別。人稱代詞的單復數情況是，除“朕”、“予”、“臺”、“卬”只用于單數外，其他沒有明確的單復數的界限。戰國以后，人稱代詞有加“儕”、“等”、“曹”、“屬”等字表示復數的。真正的人稱代詞復數如“我們”、“你們”、“他們”是宋代以后才產生的。到了中古時代(魏晉南北朝隋唐，公元3世紀至10世紀)，“臺、卬、戎”等被淘汰，口語里產生了一些新的人稱代詞，如“儂”、“俺”、“咱”、“你”、“伊”、“渠”、“他”。這里面有的可能是上古某個代詞的變音，如“渠”是“其”變來的。到了現代漢語，書面語中受西洋語言分陰、陽、中性的影響，人稱代詞發生了兩個變化：①“他”分化出“他”、“她”、“它”三個代詞;②“它們”也開始廣泛應用。

指示代詞在上古有“之”、“其”(“之”、“其”作為“人稱代詞”，是由指示代詞變過去的)、“茲”、“此”、“斯”、“是”、“他”、“莫”、“彼”、“夫”、“爾”、“若”、“然”。上古漢語的指示代詞可能分近指、遠指、中指、泛指等幾套。“是”、“斯”、“此”是近指和中指，“夫”、“彼”是遠指，“之”、“其”、“茲”是泛指。至于“爾”、“若”、“然”則可能是謂詞性指示代詞。唐宋以后，口語里“這、那”代替了“此、彼”。“這”字也寫作“者”、“遮”。另外，唐宋時還產生了一些別的代詞，如“恁么”。

疑問代詞上古有誰、孰、何、曷、胡、奚、侯、遐、惡、安、焉等。南北朝時，出現了“底”，意義和“何”相似。唐代產生了“什么”，也寫作“甚么、甚末”，或寫成合音形式“甚”。現代漢語的“怎么”，在唐五代只用“爭”表示，到五代以后用“怎”字，同時產生了“怎生”、“怎么(怎末)”、“怎的”等語。現在，疑問代詞共有“誰”、“什么”、“哪里”、“怎么”、“怎(么)樣”幾個。它們還產生了虛指的用法，如“誰沒見過太陽”、“什么好就吃什么”。

在虛詞的更替中，介詞和語氣詞的更替也比較突出。上古的主要介詞有“于(於)”、“自”、“與”、“以”、“為”。現在除了在書面語中使用外，口語中基本不用。現代漢語的介詞大都由實詞虛化而來，如晉代以后，“在”、“向”虛化為介詞，逐漸在口語中代替了“于(於)”。“和”是在唐代虛化為介詞的，它最初是形容詞，先虛化為連詞，再虛化為介詞。

漢語的語氣詞大概是在春秋以后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表示陳述語氣的有“也、矣、焉、耳”，表示疑問語氣的有“乎、哉、與(歟)、邪(耶)”，表示感嘆語氣的有“哉、夫”，表示祈使語氣的有“也”等。上古的語氣詞全部都在口語中消亡了。現代漢語中常見的語氣詞可以分為三組。①表示時態，如“了”、“呢”、“來著”;②表示疑問或祈使，如“呢”、“嗎”、“吧”;③表示說話人的態度或情感的，如“啊”、“嘔”、“欸”、“嚜”、“呢”。

上古漢語的否定副詞比較復雜。先秦時代“弗”“不”是一組，“勿”“毋”是一組，這兩組的用法是分別相對的。“弗”和“勿”所修飾的及物動詞一般不能帶賓語，“不、毋”則相反。除此之外，還有“非”、“未”、“莫”、“末”、“蔑”、“亡”、“曼”都是否定副詞。到了中古口語中主要只有“不”、“莫”、“未”幾個。“不”成為表示一般性否定的基本形式，完全取代了“弗”，“非”為“不是”所替代。至于表示禁止性的否定副詞“毋、勿”，雖然還出現在中古的書面語中，但在口語中是逐漸被“莫”代替了的。

就實詞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漢語中有詞類活用的現象。最常見的是形容詞、名詞、數詞活用為動詞，如《左傳·桓公十一年》：“宋雍氏女于鄭莊公。”“女”本是名詞，在此用為動詞，意思是“嫁女”。形容詞、名詞用作動詞，有時含有使動或意動的意義。如《史記·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王我”是“使我為王”的意思。又如《戰國策·齊策》：“孟嘗君客我。”“客我”是“把我當作客人看待”的意思。

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句法上的差別主要表現在新舊句式的消亡與替換、語序的變化上。

上古漢語中，名詞或名詞性詞組可以直接作謂語，形成判斷句，一般以“也”字煞句，有時主語后還有“者”字，如《莊子·德充符》：“夫子，圣人也。”《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荀卿，趙人。”戰國后期，由于“是”經常出現在主語后面復指主語，它逐漸變成了系詞。如漢初人抄寫的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有一幅根據天象判斷吉兇的古書，其中有“是是帚彗”、“是是竹彗”、“是是嵩彗”等句子，這些句子里的第二個“是”顯然是系詞。此書原為戰國后期楚人所著。在“是”字成為系詞之后，它又產生了多種新的用法，如起強調作用的用法，像“我是打過電話”中的“是”。

漢語的動詞謂語句也經歷了一個復雜化的過程。例如先秦時代動詞很少帶結果補語，漢代才比較多見。魏晉南北朝以后應用才普遍起來。開始的時候，動詞和補語的關系還不很緊密，中間可以插入賓語(如杜甫《奉陪鄭附馬韋曲》：“石角鉤衣破”。)，宋以后，這種情況就少見了。用結構助詞“得”連接的補語，始見于唐宋之際的白話，現代漢語中運用非常廣泛。

在近代漢語中還產生了一種重要的句式，即處置式“把”字句。“把”字句的前身是“將”字句。“將”和“把”原來是動詞，虛化而成為介詞。在處置式產生的初期，賓語后面可以只有一個單音節的動詞。宋代以后，動詞部分必須是復雜結構。而且到了更晚的時候，動詞本身也可以帶賓語，如《紅樓夢》第二十四回：“把你嘴上的胭脂賞給我吃了吧。”

被動式的出現也是漢語句式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在先秦時代，動詞用于被動意義與用于施動意義在形式上是一樣的。春秋時代產生“為”字句和“見”字句在表示被動。漢代以后，出現“為……所”式句和“被”字句。起初，“被”字句中還沒有施事者，漢末以后，“被”字句中有了施事者出現。以后它在口語中逐漸代替了“為……所”式。

漢語的動詞詞尾是在近代產生的。“了”在東漢的文獻中有作“終了、了結”解，是動詞。到了唐人詩句中，“了”字已經在很多地方不用作謂語，而逐漸虛化。唐末五代，出現了“動+了十賓”形式，“了”才真正成了詞尾。“著”也是從動詞虛化來的。原來它是“附著”的意思，南北朝時，“著”字一般只用于處所詞的前面，并且常常和“前、后、上、下、中、邊”等字相呼應，如《世說新語·德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這種用法繼續發展，到了宋代，就有了表示正在進行的意思了。宋元時代，“著”有時還可以表示完成，與“了”界限不清;明代以后，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后，“了”和“著”才有了明確的分工。“過”的出現比較晚，大約在唐代開始虛化，宋代逐漸多起來。如《朱子語類輯略》卷五：“看過了后，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

漢語句法方面的另一個變化是語序的變化。

漢語的主語和謂語的位置相對來說是最固定的，總是主語在謂語的前面。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都有 一些把主語放在謂語后面的例子，主要見于感嘆句和疑問句，這是大家熟悉的。比較特殊的是在殷墟甲骨 卜辭中可以看到一般的句子中，主語放在謂語后面，謂語后面不帶語氣詞之類的標記，如“受年商(《甲骨文合集》20651片)就是“商受年”。這在古籍中是看不到的。

古書中賓語的位置比較特別。先秦時代，否定句、疑問句中代詞賓語是放在動詞之前的，如《論語·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論語·子罕》：“吾誰欺?欺天乎?”有人推測更早的漢語中所有賓語可能都在動詞之前。漢代以后，上面所提到的兩種句子中的賓語逐漸可以不前置了。到了南北朝以后，后置的現象已經在口語中完成了。

漢語語序中的另一大變化是介詞結構的位置的移動。先秦時代，表示處所、對象、時間的介詞結構一般以放在動詞后面為常，如《孟子·梁惠王下》：“民以為將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孟子·離婁下》：“逢蒙學射于羿。”《莊子·天運》：“利澤施于萬世。”到了漢代，介詞結構漸漸可以無條件地移到動詞的前面，如《漢書·王褒傳》：“褒于道病死，上閔惜之。”南北朝以后，“在”字取代了“于”字，除了表趨向的“在”字結構外，一般的“在”字結構放在動詞(及其賓語)的前面為常，如曹植詩：“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漢語數詞、量詞與名詞的組合順序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先秦漢語中，量詞不多，“數+名”和“名+數”的形式都較常見，“名+數+量”的形式幾乎是唯一的形式。魏晉南北朝以后，量詞大量產生，“數+量+名”也成為正常的語序。現在，除了在計帳的場合，一般都不用“名+數+量”的形式了。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漢語語法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雖然變化不是很大，但是總的趨勢是，詞類越來越完備，各類詞的分 工也越來越明確。尤其是漢語的虛詞體系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逐漸豐富，作用日益增加。漢語的句法結構也逐漸豐富和嚴密，完全可以表達人們日趨復雜和嚴密的思想。

在燦爛輝煌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漢字漢語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漢字是漢語的載體，汗牛充棟的漢文化典籍是用漢字記錄下來、流傳至今的。即使撇開各種文化典籍所記載的內容，從漢字本身也可以看到不少古代的文化傳統。

首先，由于漢字的表意性，不少事物經過漢字表現出來，使人們有親見其物的感覺。且不說人們常見的那些動物，如牛、羊、犬等，在古文字中簡直被描繪得栩栩如生，就是那些似乎從未見過的事物，也可以從字形上看出當時古人是怎么認識這些事物的。例如，作為中華文化象征的“龍”，它到底是什么樣的動物?古書中的說法使人不可想象(如《說文》說它“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但在較早的古文字資料中，“龍”被寫作如P346—45形，可以看出來，它是一種大口長身的怪獸。

其次，從漢字中還可以看出古代人的一些習俗。例如P346—46形是“無”(簡化字“無”)字，字形表示人持牛尾一類東西在跳舞。這和《呂氏春秋·古樂》所載是符合的：“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又如“聝”在古文字中寫作如P346-47形，“取”在古文字中寫作如P346-48形。為什么“聝”字要寫成從戈從耳，“取”字要寫成從又(即手)從耳呢?這反映了古代的一種習俗：古人在戰爭中殺死敵人要割下左耳作為計功的憑據;而且在田獵中獵獲了動物也同樣取下左耳作為計功的憑據。

有人認為周代始祖后稷名棄，可能就是因為出生后曾被拋棄而得名。據民族學研究，古人生孩子后可能會因迷信或生活困難等原因棄而不育。這種現象也可以從古文字中得到佐證。古文字的“棄”(見P346-49形)，字形表示用箕盛嬰兒去拋棄掉。

古人的居住情況我們也可以從古文字中略窺一斑。如“出”寫作P346-50形，“各”寫作P346-51形，兩字均從P346-52形，象坎穴，“出”的字形是以趾離坎表示外出，“各”的字形則以距入坎表示到達，這反映了古人穴居的情況。又如“宿”字甲骨文中寫作P346-53形，其中的P346-54形是簟的象形，整個字形表示古人是睡在屋里的簟席上的。

農業生產是人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古文字中不少字形反映了古人農業生產的情況。甲骨文中“耤”字(見P346-55形)，象人持耒而耕田，整個字形象耕者手足并用以挖土的情景，十分生動。“男”在甲骨文中(見P346-56形)為“力”這種農業工具在田上操作的形象，“力”是由原始農業中挖掘植物或點種用的尖頭木棒發展而成的挖土工具，字形里的短畫象踏腳的橫木。又如甲骨文里的如P346-57形的字，是手持辰形工具除去草木之形。“辰”是古書中常見的耨等一類農具，大致相當于現在的短柄鋤。初民之世，森林遍布，營耕者在耕種之先，或者在耕撂荒地之前，一定要先斬伐樹木，因此此字從“林”，就是“蓐”字。另外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殷商時代人們收獲谷物有時是只取其穗的，P346-58字形所表示的就是用手或铚收摘谷物的穗，相當于后代的采字(參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農史研究》第八輯)。

早在歷史上，漢字漢語就對中國周圍的異族文化產生過深厚的影響。11世紀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國就仿照漢文楷書創造了自己的文字，13世紀西夏滅亡后，西夏文還流行過一段時間。契丹族借用漢文筆畫創造了契丹文，流行于10世紀至13世紀的遼國和西遼。女真族參照契丹文和漢文創造了女真文，流行于金朝。金滅后，繼續使用，一直到明中葉以后才廢止。另外，彝文創于明代(可能更早)，是表意文字，也曾深受漢文的影響。還有不少民族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過文字，如壯族的“土俗字”、水族的“水書”。也有些民族用漢字字音記述本民族的語言，如瑤族的“過山榜”等。

漢字漢語對日本、朝鮮、越南等語言文字的影響更是眾所周知。

相傳公元4～5世紀，漢字由中國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成為日本的官方文字。日語漢字的發音分音讀和訓讀兩種。近似漢字本來讀音的叫音讀，取漢字的字義而按日語的固有讀法發音的叫訓讀，如“父”讀chi chi，“母”讀ha ha。音讀又分三種：六朝時傳入日本的中國南方音叫吳音，隋唐傳入日本的中國北方音叫漢音，宋以后傳入日本的中國南方音叫唐音。由于隋唐時日漢交流最多，所以日語漢字音讀中漢音占大多數。

日本人自己創造的假名，共有73個。片假名是借漢字的草書造成的，如あ”是“安”的草體，“い”是“以”的草體。平假名是借漢字的楷書偏旁造成的，如“ア”是行書“阿”的左偏旁，“亻”是“伊”的左偏旁。此外，日語詞匯中表示身體、天文、礦產資源和抽象概念的大都借自漢語。明治期間，日本向西方學習，翻譯西方書籍，利用漢語的構詞法創造了大量的新詞，或者賦予古漢語詞匯以新的含義，后來這些詞又被漢語借回。前面我們在“漢語語匯”中已經舉過不少例子了。

漢字漢語對朝鮮語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十二年)燕人衛滿亡命入朝鮮，自立為朝鮮王。公元5世紀前后，漢字已經被用作朝鮮的文字。朝鮮語中的漢字也有音讀和訓讀之別，但訓讀未保存下來。直到1444年，朝鮮人創制了文字“訓民正音”(后來改稱朝鮮文)，這是一套音位字母，從此它代替了漢字。現代朝鮮語的新詞，除少數自己創制的以外，多數是漢語的借詞，不過 一般是從日語中轉借過去的，如“方針”讀pang ch'im，“政策”讀chəng ch'ɛk。

漢字漢語對越南語也有不小的影響。漢武帝時漢語已傳入越南。隋唐時越南曾有300多年的時間隸屬于中國。唐初曾置安南都護府，在越南設學校，授漢字。越南語中的詞匯有兩套，白話是越南固有的詞匯，而文言則是漢語借詞。例如“一”讀nhât5，“二”讀nli6。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政治地位的提高，當代世界各國掀起了“漢語熱”。這主要是出自外交、貿易、旅游以及學術研究的需要。有人預言，21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中文則是進入這個時代的一把鑰匙。目前全世界非華裔人口中，正在學習漢語的學生已經超過10萬人，設置中文課程的國家有60多個。可以相信，隨著漢語的推廣和普及，漢文化對世界文明將產生愈來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