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國佛教·歷史源流

佛教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具體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文獻中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傳說就有八種之多，一般以漢明帝永平(58～75)年間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當時中國流行黃老方術，佛教也被看作神仙方術的一種，而來自西域的傳教僧侶也以中國傳統思想解釋佛教，比如用道家守一的修行方法解釋佛教的靜坐觀心的禪定方法。有些僧人還掌握某種方術，并以此來擴大佛教的影響。佛教依附于盛行的黃老方術，得到一些上層人士的信奉。漢代的佛教傳播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并波及彭城(今江蘇徐州市)等地。傳教僧人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為代表。安世高(約2世紀)，西域安息國人，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到洛陽。他是漢譯佛經的創始人，他翻譯的佛經集中在小乘佛教的禪數學方面，譯風偏質，注重直譯，共譯出《陰持入經》、《安般守意經》等佛教經典。支婁迦讖(約2世紀)，西域月支國人，漢桓帝末年(167年之前)到洛陽，傳播大乘佛教般若學，譯風偏文，注重意譯，所譯《道行般若經》對以后的佛教理論發展影響較大。

魏晉時期，佛教得到進一步發展。三國時，更多的印度和西域僧人到中國內地譯經傳教，中國僧人也開始前往西域和印度尋求佛教經典，帶回翻譯，所譯經典涉及大小乘經、律兩部分。兩晉時期譯籍范圍更加廣大，法顯(?～約422)西行印度，取回許多戒律和其他經典原本并加以翻譯。道安(312，一說314～385)第一次在由政府組織的譯場中譯經，他把翻譯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原則，要求譯經家按照中國語言習慣翻譯佛經經意并提高譯經水平。四部《阿含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也在這一時期譯出。當時成就最突出的譯經僧當推鳩摩羅什。鳩摩羅什(343～413)，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一帶)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后秦弘始三年(401)到長安，組織僧團，設立國家譯場，從事譯經。羅什所譯主要是印度龍樹(約3世紀)一系的大乘空宗學說，其譯風以達意為原則，在尊重原意的基礎上，盡量使梵語與漢語完美結合，后人給其譯文質量以很高的評價。他所翻譯的經典主要有《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阿彌陀經》、《大品般若經》、《法華經》、《維摩詰經》、《成實論》和《十誦律》等，其中許多成為后來中國佛教派別所研究和尊奉的經典依據。當時譯經事業的發展為佛教的廣泛傳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魏晉時期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是玄學。玄學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學經典，融會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現象和本體的關系，而佛教般若學恰恰具有和玄學相近似的特征，于是般若學說依附玄學而流行開來。般若學思想淵源于印度大乘空宗，大乘空宗以非有非無的雙非方法論證世界的虛幻不實。但當時中國流行的般若學說并沒有完全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有模式去理解和解釋般若經義，而是按照玄學的觀點去理解和闡釋《般若經》。玄學關于世界萬物本體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三種觀點，即貴無論、崇有論和獨化論，般若學也依據這三種觀點理解《般若經》中“空”的意義，形成“六家七宗”，即道安的本無宗、支道林(314～366)的即色宗、于法開的識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敏度的心無宗和于道邃的緣會宗，加上本無宗的分派即竺法琛、竺法汰的本無異宗，共為7家。一般以本無宗、心無宗和即色宗三家最能概括七家的觀點。本無宗主張無或空是世界的本體，無在萬物變化之前，空為萬物的開始。本無不是從無生有，而是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所以稱本無。這一派側重于說明本體的無。心無宗主張使心虛靜，不對事物起執著之心，事物是真實的存在。它側重于說明現象的有。即色宗主張“色即是空，色復異空”，認為事物由眾緣和會而生起，沒有自性，本性空寂，同時事物又有虛假的存在，并非空無。這一派側重于說明本體和現象的相互聯系。

僧肇糾正了六家七宗對般若學說的曲解，比較全面、準確地闡述了佛教般若學理論，從而使佛教義學開始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僧肇(384～414)，京兆(今陜西西安市)人，少年時以抄書為業，因此而閱讀了大量典籍，尤其喜歡老、莊之學。后來閱讀了《維摩詰經》而信仰佛教，出家修行，拜羅什為師，是羅什弟子中最早和最有影響的一位。著有《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和《涅槃無名論》。其中《不真空論》破斥本無、心無和即色三宗，說明空的意義即不真空，萬物本性空寂，虛假不真，是為非有;但萬物已經形成，假象還在，是為非無?！段锊贿w論》以求靜于動、靜不離動的即動即靜論來證明不真空義的體用一如論。《般若無知論》強調有所知就有所不知，無知才能無所不知，才能認識真諦。

慧遠是當時另一個重要的佛學家?；圻h(334～416)，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寧武附近)人，13歲開始學習儒家典籍和老、莊之學，21歲時從道安出家，繼承并弘揚道安的般若學思想。后在廬山定居，組織僧團。他曾與羅什通信討論佛學，又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反對出家僧人禮敬帝王，使政府要沙門敬王的詔令未能實行。他在東晉元興元年(402)率領僧眾123人在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締結蓮社，希望升入西方凈土世界，為中國彌陀凈土信仰之濫觴。他還著有《三報論》、《明報應論》、《法性論》等多部論著。提出了法性本體論，認為法性是宇宙萬物的絕對真實的體性，同時也是修行成道后的涅槃境界。主張形盡神不滅，以神不滅論作為報應論的基礎。又把報應分為現報、生報和后報，稱為三報?，F報為現世受報，生報為下世受報，后報為在長期的輪回中受報。

魏晉時期，佛教的發展受到統治集團的支持。當時不少封建統治者不僅支持譯經，還組織國家譯場，并與高僧保持良好的關系。孫權(182～252)專為康僧會(? ～280)建造建初寺，道安實際上成為苻堅(338～385)的政治顧問，鳩摩羅什則受到后涼政權和后秦政權的敬重。慧遠也與王公貴族保持著廣泛的聯系。佛教在統治集團的支持下得以順利發展。據傳西晉時洛陽和長安兩地的寺院共有180多所，僧尼3 700余人，而佛圖澄(232～348)在后趙所建的佛寺就有893所。東晉時代也熱衷于造寺。與此同時，佛教音樂、繪畫、造像都得到發展，特別是綜合建筑、雕塑、繪畫為一體的石窟藝術開始興起，著名的莫高窟即于建元二年(366)開始修建。翻譯文學作為一種新體裁也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出現。

南北朝時期，佛教從兩個方向發展，南朝側重于佛教理論，北朝側重于佛教實踐。南朝各代統治者都崇信并支持佛教，尤以梁武帝(502～549在位)最為突出。他原來信奉老子，天監三年(504)下詔皈依佛教，并稱佛教為正道，儒、道兩教為邪道。實際上他主張三教一致，而且從不同方面利用三教。他在宗教信仰領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他給著名的義學僧侶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并請他們講經說法，撰寫論著。他敕建許多佛寺，著名的有智度寺、解脫寺、同泰寺等11處。又廣造佛像，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銅像和十方銀像等。又令僧人譯編佛典，并親自撰寫佛學論著，向僧俗講經。他還四次舍身同泰寺為寺奴，由政府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中，這實際上充實了佛教的寺院經濟。南朝的佛教在梁朝時達到極盛，計有寺院2 846所，僧尼82 700余人。而宋代有寺院1 913所，僧尼36 000人。陳代有寺院1 232所，僧尼32 000人。

北朝統治階級對佛教則有廢有興。北魏的開國皇帝道武帝(386～409在位)及其繼任都重視佛教。到太武帝(424～452在位)時下令毀滅佛教，為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法之始。北魏文成帝(452～466在位)時又復興佛教，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各地寺廟達到6 478所，僧尼77 258人，北魏末年，僅洛陽 一地就有寺廟1 376所。北周時期武帝(561～578在位)再次推行滅佛政策，毀壞寺塔，焚燒經典，令僧尼還俗。朝廷的滅佛措施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矛盾的激化，但每次滅佛之后，隨之而來的總是佛教的再度振興。

這一階段的譯經事業繼續得到發展，譯經范圍涉及大乘各種經典，包括凈土經典和密宗早期經典，小乘經、律、論三典，佛教邏輯學和印度佛教史料等。南朝譯出的重要經典有《大方廣華嚴經》60卷、《達摩多羅禪經》2卷、《大般泥洹經》10卷、《勝鬘經》1卷、《楞伽經》4卷、《雜阿含經》50卷。著名的譯師為真諦(499～569)，他是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重點譯出了瑜伽行派的論著，據說《大乘起信論》也是真諦所譯。北朝譯經以菩提流支(生卒年不詳)為首，組成譯經集團，翻譯的主要內容是瑜伽行派的經論，給佛教義學不發達的北朝提供了許多資料，但大多數沒有發生理論影響，唯一發揮作用的是《十地經論》。曇無讖(385～433)在北涼玄始十年(421)翻譯的《大般涅槃經》40卷首先流傳到北朝，傳入南朝后對南方佛教義學影響極大。

這一階段的重要的佛學家當推竺道生。道生(355～434)，俗姓魏，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人，寓居彭城。從竺法汰(320～387)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出家，隨師姓竺。15歲開始講經，受具足戒后已經很有名氣了。晉安帝隆安(397～401)年中到廬山修行7年。隆安五年(401)，鳩摩羅什到達長安傳法譯經，道生慕名北上受學，成為著名弟子之一。義熙五年(409)又回建康。不久，法顯與人合譯出《大般泥洹經》6卷，經中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但一闡提人即沒有善根的人除外。道生經過研究，首先提出一闡提人也能成佛的觀點，被佛教界視為邪說，受到開除教籍的處分，到蘇州虎丘山，南朝宋元嘉七年(430)西行至廬山。不久，曇無讖的涼譯本《涅槃經》傳到建康，經中果然說一闡提人也有佛性，僧眾極為佩服道生。在佛性論的基礎上，道生又提出頓悟論，反對魏晉般若學者關于在七位頓悟(即在成佛的十個修行階段中只在第七階段頓悟)的觀點，主張真理不可能分為不同的部分，覺悟只能不分階段地一次完成。他還提出法身無色、佛無凈土和善不受報等理論。以道生為首倡，涅槃佛性論和頓悟論曾盛極一時，影響深遠。

隨著這一時期佛學研究范圍的擴大，各種佛教學派陸續興起。當時最重要的佛教學派有涅槃學派、成實學派、三論學派、地論學派、攝論學派、毗曇學派、俱舍學派等。

涅槃學派因研習和弘傳《大槃涅槃經》而得名。《大槃涅槃經》以常、樂、我、凈為涅槃的四種品德，強調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南方的涅槃師以道生和慧觀(383～453)為兩大系，北方的涅槃學者則以慧嵩、道朗等為先驅。當時對于涅槃佛性的解釋達11種之多。他們爭論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是正因佛性，即成佛的內在依據? 佛性是本有(即本來就有)還是當有(即將來必當成佛)?這一學派還首次提出判教說。

成實學派因研習和弘傳《成實論》而得名。《成實論》的“實”指四諦，成實即成立四諦的道理。這一學派以四諦論組織教義，主要強調我空，兼論法空。成實師分為壽春系和彭城系兩大系統，南方壽春系以僧導為代表，北方彭城系以僧嵩為代表。

三論學派因研習和弘傳《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而得名?！吨姓摗氛撌鼍壠鹦钥蘸桶瞬恢械赖闹杏^學說;《百論》說明世界萬物“畢竟空”的道理;《十二門論》也說明萬物性空之理。梁代以前的三論學派稱為“關河三論學”，指羅什之后在研習三論的同時，又研習《般苦》和《成實》等經論的綜合性風格。自梁代僧朗在攝山(今南京棲霞山)開創“攝山三論學派”，主要研究二諦論和中道觀。

地論學派因研習和弘傳《十地經論》而得名?！妒亟浾摗逢U述了菩薩修行的十個階段、阿黎耶識緣起等內容。地論師分為南道系和北道系，南道系以慧光為代表，他的弟子中以法上(495～580)為上首。北道系以道寵為代表。南道系主張八識說和佛性本有(現常)，北道系主張有第七識即阿摩羅識，強調佛性當有(當常)。

攝論學派因研習和弘傳《攝大乘論》而得名?！稊z大乘論》主要宣傳唯識觀。由真諦首倡，其下以智愷、法泰、曹毗、道尼四人為最著，其主要觀點是以第八阿梨耶識為妄識，而又立第九阿摩羅識作為純凈之識，認為阿摩羅識亦指佛性，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毗曇學派因研習和弘傳阿毗曇理論而得名。阿毗曇指佛教的各種論說，作為毗曇學派研究的只限于小乘佛教的各種論。南朝的毗曇師以梁代慧集(456～515)為最著名，北朝則以道安為重視毗曇學的第一人，最著名者為慧嵩。他們主要討論我空法有的理論。

俱舍學派因研習和弘傳《俱舍論》而得名?！毒闵嵴摗分鲝堃磺蟹橛?，三世中的法都是有。俱舍師分兩階段，真諦譯出《俱舍釋論》后，由弟子慧愷等弘傳，為第一階段。唐代玄奘又重譯《俱舍論》，其弟子從事傳習，為第二階段。這一學派主張現在世的法是有，過去世的法為無，而與《俱舍論》有異。

北朝還流行凈土學派、楞伽學派。但北朝佛教的特點是側重實踐，特別是禪觀，除楞伽系的禪師外，北朝還有許多重要禪師，尤其是僧稠比較突出。僧稠(479～560)，俗姓孫，昌黎(治所在今遼寧義縣)人，28歲出家，后投少林寺跋陀禪師，受北齊皇室厚遇。他的禪法主要是以四念處實行禁欲，流行面很廣。

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僧尼的增多，各級政府便從僧人中選任僧官，協助政府管理僧務。一般認為后秦最早設僧官。南朝僧制沿襲后秦，設僧正、悅眾、僧錄等職，以僧正為最高僧官，地方設寺主掌管一寺事務。北朝各代，北魏設監福曹為最高佛教管理機構，后改為昭玄寺，北朝其他各代大致也都如此。以沙門統為最高僧官，其副職為都維那。地方上設維那、上座、寺主等職。與此同時，寺院經濟有了發展，寺院擁有土地，這些土地多為皇帝、貴族和地主捐贈。梁武帝建大愛敬寺時，一次賜給良田80多頃。寺院開設當鋪性質的“質庫”贏利，同時還受信徒施舍錢財，收入很可觀。北朝還設置了僧祇戶和佛圖戶，僧祇戶是寺院的佃戶，佛圖戶是寺院奴隸，來自罪犯和官奴。

南北朝佛教文學、繪畫、寺塔、造像等繼續發展。佛教文學分為詩和文兩部分，佛教詩人以謝靈運最為突出，擅長佛教文論的有宗炳、顏延之、沈約等，許多人是詩文兼優。南朝的佛畫作家以張僧繇為最，北朝則以曹仲達為最，后世稱其作品風格為“曹衣出水”。寺塔建筑藝術達到了很高水平，南朝以梁武帝所造為最多最華麗，北朝所造也極為壯觀。石窟造像藝術則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貢獻。南朝只在攝山開鑿石窟，北朝則極盛此風，北魏開鑿有云岡、龍門(圖25、圖26)和天水麥積山等著名石窟。北齊有天龍山和響堂山等石窟，并刻有石經。

隋唐佛教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繁榮鼎盛期，其標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繼產生，而南北朝佛教的發展，則在思想上和經濟上為隋唐佛教的繁榮創造了條件。隋唐佛教首先得到朝廷的支持。隋文帝(581～604在位)在當政伊始就改變了北周武帝的滅佛政策，扶植佛教，度僧建寺，造像寫經，他在100多個州立舍利塔，度僧23萬，建寺3 000多所，寫經46藏，造像10. 6萬多尊。他還設昭玄寺為中央佛教管理機構，并立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等僧官，各州設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地方僧官。他還將全國各派佛教學者集中在長安等地進行學術交流。隋煬帝(605～618在位)采取扶植和保護佛教的政策，在各地建造寺院，支持譯經。也曾設立無遮大會，即賢圣道俗平等無遮，共施財物佛法的法會。據傳他在位期間共度僧尼16 200人，鑄刻新佛像3 850尊。

唐代帝王自稱是老子后代，尊重道教，實際上三教并重，以道教同佛教抗衡，又以儒教約束佛、道兩教。唐高祖(618～626在位)早年就信佛教，執政后就立寺造像。他曾詔令三教次序為老子、孔子、釋迦，后因太史令傅奕疏請而下詔沙汰僧尼，但未能實行。唐太宗(627～649在位)本人不信佛，但仍然獎挹佛法，既尊重佛教，又抬高道教。他在每處舊戰場都立有寺院。他還設立譯場，支持玄奘(600～664)等人譯經。武則天(624～705)詔令佛教在道教之前。他組織翻譯80卷本的《華嚴經》，聚斂錢財鑄造大佛像。唐玄宗(712～755在位)恢復三教并用。唐朝的寺院和僧尼數量，唐太宗時全國有寺3 716所，唐玄宗時有寺5 358所、僧尼126 000多人。唐朝的僧官制度，唐初以鴻臚寺為最高佛教機構，武則天時改為禮部的祠部統管佛事，設郎中、員外郎二位僧官。每寺設上座、寺主、都維那三綱各一人。貞元四年(788)又設左、右街大功德使掌管全國佛事。唐代實行度牒制度，由祠部發給合法僧侶身份證明書，稱為牒，憑此可以免除徭役。唐代寺院經濟十分發達，唐均田制規定僧人道士每人給田30畝，女尼女冠20畝，百人以上寺觀可擁有常住田10頃，50人以上則7頃。實際上寺院占有大量田產，武則天時，全國公私田宅多為僧占。后來均田制破壞，(圖27)寺院更是擴充莊田。另外還放高利貸牟利。這樣在經濟上與世俗地主利益的矛盾加深。到唐武宗(841～846在位)時，終于下令毀佛，稱會昌法難，使佛教發展大受打擊。后來五代的周世宗(954～958在位)也詔令毀佛。

佛教宗派在隋代和唐代前期紛紛建立，隋朝時三論宗和天臺宗創立，唐太宗時法相宗和凈土宗創立，唐高宗(650～683在位)時律宗創立，武則天時華嚴宗和禪宗創立，唐玄宗時，密宗創立。禪宗在唐中葉后又出現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和法眼宗五派。各佛教宗派又先后傳入朝鮮、日本等地。

隋唐佛教藝術也發展到了頂峰，集中體現在石窟藝術上。隋開皇九年(589)在河南安陽開鑿的那羅延窟最為著名，云岡、龍門、響堂山、天龍山和敦煌石窟則繼續開鑿。唐代擴造龍門石窟，其中的奉先寺為龍門最大的石窟，窟中鑿刻有盧舍那大佛，是造像藝術的代表作。同時又在其他各處繼續建窟。在敦煌壁畫中畫有許多經變圖畫。在文學方面，由于俗講即俗人的講經活動的流行，變文的創作極為普及。變文是對描繪極樂和地獄的各種情景的變相圖所作的說明，用通俗文字寫成，為說唱文學的鼻祖。

宋明時期是中國佛教的逐漸衰落時期，其標志是佛教內部失去了創造力。隋唐佛教宗派大都以寺院為理論和傳教中心，這同時也造成了它的封閉性，使僧眾信仰和民眾信仰之間產生隔閡，佛教本身在這一時期已基本上失去了理論創造的活力，經過會昌法難后，除了適合于民眾信仰的凈土宗和適合于士大夫口味并強調自耕自食的禪宗之外，其余諸宗均告衰落，而凈土和禪宗之間也逐漸合流。

宋代一反后周的反佛政策而適當地保護佛教，寺院數量增加，寺院擁有土地，免除賦稅徭役。宋初派遣157個僧人去印度求法，自太平興國(976～983)初設立譯經院，建立了完備的譯經組織，譯出以密典為主的大批經典，但并未對佛教義學發生多大影響。宋代開刻大藏經，(圖28)共有官私五種版本，即蜀版《開寶藏》、東禪版《崇寧藏》、開元版《毗盧藏》、思溪版《圓覺藏》和延圣版《磧砂藏》。宋代以禪宗和凈土宗最為流行，禪宗以臨濟宗和曹洞宗兩派盛行。云門宗只在北宋流行。一批禪宗史書如《景德傳燈錄》和《五燈會元》，禪宗語錄如《古尊宿語錄》相繼編纂完成。凈土宗提倡念佛。其他如律宗、華嚴、天臺等宗的理論也在宋代流行，而他們的修行方法則結合了念佛禪法。宋代反佛勢力也很大，佛教以儒佛調和論來替自己辯護。理學吸收華嚴、禪宗的思想成果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后，標志了佛教地位的降低。宋代盛行的口語體禪宗語錄對文學有很大影響，宋代佛教塑像和繪畫都以寫實見長，主要石刻則有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造像。

遼代佛教流行華嚴宗、密教和凈土宗。寺院經濟特別發達。刻印《契丹藏》或《遼藏》大藏經，在刻自隋末唐初的房山石經上又鑿刻了一些重要經典。金代受北宋影響則以禪宗最為流行，金刻大藏經為《趙城藏》，1934年在山西趙城廣勝寺被發現。元代佛教也很發達，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就有寺院24 318所，僧尼21 300多人，還不算私度的僧尼數。寺院經濟發展很畸形，寺院除擁有大量土地外，還從事商業和其他經濟活動，甚至開采礦藏。元代刻印的大藏經有《普寧藏》、《弘法藏》和《元代官刻本大藏經》。流行西藏密教和漢地禪宗。密教中重要人物首推帝師帕思巴(1239～1280)。元代佛教造像因采用藏密造像風格而稱為梵式，傳統的漢地風格則稱為漢式。

明代改變了元朝尊奉西藏密教的政策，改奉漢地佛教，但自明初就限制和整頓佛教。朱元璋(1328～1398)令全國寺院分禪、講、律三類，不得混雜，制定僧人服色區別。官方每三年發一次度牒，仿宋制設立僧官，并限制寺院經濟發展，流行的是禪宗臨濟、曹洞兩系，凈土宗則是各宗的共同信仰，居士佛教也很盛行。明初高僧有楚石楚琦(1296～1370)，明中葉有曹洞禪師無明慧經(1548～1618)，臨濟禪師笑巖德寶(1512～1581)等，明末有蓮池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和藕益智旭(1599～1655)四大高僧，主張三教會通，禪教合一和禪凈合一，祩宏和智旭還分別被尊為凈土宗第八祖和第九祖。明代編纂了一批重要的禪宗著作，如《指月錄》、《禪林寶訓》、《禪宗正脈》、《教外別傳》和《居士分燈錄》等，又曾先后五次刻印大藏經，即《洪武南藏》、《永樂南藏》(圖29)《永樂北藏》、《武林藏》、《萬歷藏》(圖30)(《嘉興藏》)。明代佛教的對外文化交流也很活躍。

清代帝室尊西藏密教，也尊奉漢地佛教，但采取限制佛教政策，僧尼人數直到乾隆四年(1739)后才有所增加。清世祖(1644～1661在位)一生好佛，與清初高僧多有交往，曾有逃禪的想法。清世宗(1723～1735在位)自稱“圓明居士”，編寫了《御選語錄》19卷，他的禪學主張禪凈一致。清初流行禪宗和凈土宗，禪宗內部發生爭論，世稱“清初僧凈”，受到清世宗的直接干預。清中葉后凈土宗幾乎一統天下，居士佛教也盛行不衰。著名居士楊文會(1837～1911)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對清末佛教文化的復興起了很大作用，清代刻有漢文大藏經《龍藏》。清代的佛教詩、畫很盛興，有許多著名的畫僧和詩僧。

近世佛教以佛學研究為中心，許多人試圖通過佛學研究而復興佛教，并設立佛教教育研究機構，如太虛(1889～1947)的武昌佛學院，歐陽竟無(1871～1944)的南京內學院等，還成立了一些佛教研究團體。這一時期的佛教研究結合近代思想方法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民眾佛教信仰則和道教及一般民間信仰混合在一起了?？逃小额l伽藏》和《普慧藏》大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