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論著。明徐渭撰。徐渭(1521—1593)，字文長，一字文清，號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別署田水月。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少年即有文名，但屢應鄉試不舉，早年為總督胡宗憲聘為幕府書記，協助參與平倭事宜，屢出奇謀，宗憲被殺，因懼禍佯狂而去。后因誤殺繼室，下獄論死，得好友力救獲釋。晚年靠賣書畫為生，以狂放不得志終其一生。徐渭在詩文、書畫、戲曲和理論批評方面均有很高成就，他自謂：“吾書第一，詩次之，文又次，畫又次之。”一生著述宏富，有《徐文長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雜劇《四聲猿》、《歌代嘯》，戲曲論著《南詞敘錄》等。

《南詞敘錄》成書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是一部論述南戲的專著，又是中國古代專論南戲的唯一著作。南戲為當時文人所歧視，但在民間又相當活躍，富于生機。徐渭撰述此書一方面是為其爭名，同時也是補學界之空白，著者自謂：“北雜劇有《錄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記載詳矣，唯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予嘗惜之。客閩多病，咄咄無可與語，遂錄諸戲文名，附以鄙見。”全書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南戲的源流和發展、南戲的藝術風格和特色、南戲的聲律、南戲的作家作品以及南戲常用術語、方言的考釋等，最后附以戲文目錄。關于南戲的源流，《南詞敘錄》認為：“南戲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接著著者又引用了另一則見解：“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此二說對南戲的源流闡述已頗為清晰。關于南戲的發展，則謂：“其曲，則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葉宮調，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元初，北方雜劇流入南徼，一時靡然向風，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時，忽又親南而疏北，作者猬興，語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題詠也。永嘉高經歷明……乃作《琵琶記》雪之，用清麗之詞，一洗作者之陋。”這一段表述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認為南戲乃“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既肯定了曲與詞的關系，同時又肯定了“里巷歌謠”在南戲形成中的地位，這頗為符合南戲形成的實際情況;二是比較概括而準確地縷述了南戲從宋代到明初的演化跡象。在《南詞敘錄》中，作者還較為全面地分析了南戲的特色。在徐渭看來，早期南戲在音律上“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市女順口可歌而已”，肯定南戲在初創時期音律上的靈活狀況，同時，早期南戲“語多鄙下”，至高則誠“以清麗之辭，一洗作者之陋”，但南戲發展到明初，以《香囊記》為始，“以時文為南曲”，“南戲之厄，莫甚于今”，于此肯定了南戲在初創時期的藝術面貌。關于南北曲的異同，《南詞敘錄》中有一則著名的論述：“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發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戲則紆徐綿渺，流麗婉轉。”徐渭高度評價南戲，與其對于“本色”的弘揚密切相關，他認為南戲“有一高處：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這是徐渭戲曲主張的核心。王驥德曾言：“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曲律》)所謂“本色”就是要通俗自然，以家常語入曲，而反對以“秀才家文字語及引傳中語”(《昆侖奴題詞》)寫曲，要求在創作中做到“俗”與“真”的統一，這是徐渭“本色”論的主要內涵。徐渭對當時尚處于民間狀態的南曲四大聲腔作了較早的考察和評價，特別是對昆山腔，更是給以有力的辯護，將其與隋唐之雅樂相提并論，旨在提高昆山腔的身份。另外，《南詞敘錄》在南戲的宮調音律問題上的論述，以及對南戲作品的評價亦頗有價值。

徐渭的戲曲創作和理論研究促進了明后期戲曲創作和理論上的繁榮，他的勇于創新的精神對湯顯祖影響尤大。“越中”曲論家王驥德、呂天成、孟稱舜等更直接受到他的創作和理論思想的影響。《南詞敘錄》全面地論述了南戲這一藝術門類，在宋元明清四代，是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戲的專著，其在中國戲曲理論批評史上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

今存有“壺隱居黑格鈔本”、《讀曲叢刊》本、《曲苑》和《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