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詩學的基本觀念。語出《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上古時代，詩樂一體，類似現代的歌曲，“詩”就是歌詞，歌詞表達意義，這就是“詩言志”的本義。《史記·五帝本紀》就作：“詩言意。”上古時代的樂歌后來被匯編為《詩經》，孔子曾以它作為教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又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就將詩人所表達的意思“純潔”化了。漢代經學家認為古詩有三千篇，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刪定為三百篇，編為《詩經》，以垂教后世，甚至認為：“《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就將詩人所言之志“崇高”化了。出于漢儒之手的《詩大序》更明確地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樣，所謂“詩言志”就變成一個具有確定的政治和倫理內涵的命題，即詩應該表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而非“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就是說，自從孔子以后，儒家就給“詩言志”這一本來沒有特定內涵的表述注入了政治和倫理的意義，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學的一個基本命題，現代學者朱自清曾將其稱作中國歷代詩論“開山的綱領”。簡言之，“詩言志”說的是表現“德性”，表現“志意”，翻譯成現代語就是：道德情懷和政治思想。于是在魏晉時代，陸機提出“詩緣情”的說法，主張詩表現個人的情感，與傳統觀念相對抗。盡管如此，“詩言志”的正統地位卻難以動搖，因為在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詩作者并非今天所謂“詩人”，而是官員或候補官員，他們更多地是將詩作為表達政治抱負甚至政治見解的一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