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文學的代表作家。字子山，祖籍南陽新野(今屬河南)。庾姓本是中原世家，西晉亡國后，南遷江左，與王、謝、桓并稱東晉的“四大家族”。東晉亡國后，庾姓依舊是士族。庾信的父親庾肩吾詩書俱佳，與另一位詩人徐摛同為梁太子蕭綱的文學侍從，當時號為“高齋學士”。庾信和徐摛之子徐陵(《玉臺新詠》的編者)自幼隨父親出入宮廷，后來又都成為蕭綱的東宮學士，令當時的人非常羨慕。梁武帝和太子蕭綱都非常喜歡詩歌，尤其喜歡“艷詩”，作為宮廷詩人的徐、庾父子又都是寫“艷詩”的高手，每有一詩，京都莫不傳誦，時人號為“徐庾體”。“徐庾體”就是“艷詩”即“宮體”的代名詞。據《北史·文苑傳》載，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這樣一位偉丈夫，居然能寫《春賦》、《對燭賦》、《蕩子賦》和一系列纏綿悱惻的艷情詩，而且風靡江南，真要令人對“文如其人”或“風格即人”一類的結論大打折扣。如果梁朝是百年王朝，庾信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許將是另一種情形。國家不幸往往是詩家幸，這一句老生常談，在庾信身上得到了體現。梁武帝末年，庾信三十六歲時，侯景圍攻梁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梁武帝被餓死，梁簡文帝即太子蕭綱被殺死，庾信逃奔江陵(今屬湖北)投湘東王蕭繹。蕭繹派大將王僧辯、陳霸先(后來陳朝的開國皇帝)平侯景之亂，即位稱帝(梁元帝)，庾信被封為侯爵，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間，梁為西魏所滅，梁元帝蕭繹被殺，庾信的“故國”和“舊君”都同時成為了歷史。北朝君臣一向傾慕南方文學，庾信又久負盛名，因而他既是被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鮮卑人的西魏，官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侯。北周代魏后，庾信仍然受到隆重的禮遇，官爵繼續升遷。時北周與陳朝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朝便點名要庾信和王褒等人，北周放還了所有的人，唯有庾信和王褒，北周舍不得讓他們離去，便繼續留在了北方，直到老死。盡管庾信在北朝身處顯貴，被尊為文壇宗師，但他的內心卻充滿了無法排遣的矛盾，尤其是身仕敵國而帶來的羞愧，身處異族而引起的故國之思，愈到老年，就愈加強烈。青年庾信的浮艷、清新變成了老年庾信的深沉、蒼涼，加上他對聲律、典故、駢偶等修辭技巧的熟練運用，使其后期的詩賦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如《寄王琳》：“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又如《擬詠懷》之十一：“搖落秋為氣，凄涼多怨情……楚歌繞恨曲，南風多死聲。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后名?”庾信后期的賦如《小園賦》、《枯樹賦》、《傷心賦》、《哀江南賦》等，集南北朝賦體的大成，而開唐宋“四六文”的先河。最能代表其風格的是《哀江南賦》，這是庾信回憶梁朝亡國舊事與敘寫身世之感的千古名篇。賦前用駢文寫的序，敘述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憤，就已經驚心動魄：“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鐘儀君子，入就南囚之冠;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幾乎是一句一典，而這些典故的化用，為作品增加了聯想的廣度和情感的深度，讀之令人心顫。杜甫有詩嘆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