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是我國明代后期的文學流派。

明代萬歷年間，我國文壇上掀起了反對前后七子復古主義的文學運動。它的代表人物有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字小修)兄弟三人。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袁宏道(1568—1610)，萬歷進士，曾任吳縣知縣。他在《答李元善》中自稱：“掃時文之陋習，為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事實證明，袁宏道的確是公安派的一員主將。

公安派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當時，由于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商品經濟急劇增長，資本主義因素開始萌芽。反映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舊傳統的束縛，要求個性自由發展，民主思想日益高漲。在文學方面，新興的市民文學開始繁榮，猛烈地沖擊著復古派的剽竊擬古、非套則諛的腐朽文風。在復古與反復古的劇烈斗爭中，以三袁為代表的公安派，順應歷史的潮流，帶著新的社會力量的進步要求，從復古派的舊營壘中殺了出來，反戈猛擊，成為當時文壇上反復古主義的主力軍。

公安派為了反對復古主義的腐朽文風，解除作家的精神枷鎖，促進文學的健康發展，從而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原則。其主要精神，是反對虛偽保守，要求發展個性，提倡創作自由。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原則，首先要求文學作品，必須反映時代的面貌，體現作家的個性。公安派堅持歷史發展的觀點，認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袁宏道：《與江進之尺牘》)，文學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極力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癖，尤其對“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袁宏道：《雪濤閣集序》)的作法，深惡痛絕。極力主張“事今日之事，文今日之文”(袁宏道：《與江進之尺牘》)。并大聲疾呼：“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向崇古輕今的復古逆流，發起了猛烈的攻勢。但公安派對古與今的理解過于片面，因而對當今時文的看法不免有些偏頗，甚至連當時盛行的八股文，也不加分析地全盤肯定，認為“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格雖近卑，而調則無前”(袁宏道：《與友人論時文》)。只因“文不類古”，它就一切皆好。

公安派認為，文學作品要反映出時代的面貌，就必須寫出作家的個性。文學作品應該有作家“性命的影子”，成為“人之注腳”(袁宏道：《劉元定詩序》)。“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江盈科：《評雪濤詩》)。要做到這一點，創作詩文，就必須“任性而發”，“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甚至“若笑若罵”(袁宏道：《敘小修詩》)，認為這種“出自性靈者為真詩”。他們反對復古派用“響搨”的方法進行臨摹，因為那樣“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敘咼氏家繩集》)，是沒有情趣的“假詩”。“獨抒性靈”與“響搨”臨摹兩種不同的創作方法，產生兩種不同的文學作品，“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江盈科《敝篋集序》)。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原則，首先要求作家成為“真人”，具有“真識”，抒寫“真情”“真趣”，公安派認為：“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識地絕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也就是說，作家具有獨立的人格和真知灼見，不為傳統所囿，人云亦云，因而在創作上表現出一種創造性和戰斗性。在“獨抒性靈”中，要發揮“識力”的作用，就得有“膽力”，“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江盈科：《雪濤詩評》)。“識”與“膽”相結合，寫作詩文便有了“骨”，袁宏道認為“楚人之文有骨”，正是這些作者有識力和膽力的表現，文學創作不僅要表現作家的真知灼見，提高人們的認識，而且還要以情感人，因此，必須抒寫“真情”，否則，“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囈引》)。公安派認為“勞人思婦”的“真聲”之所以有強烈的感染力量，是因為出自“真情”。楚人的作品之所以動人，是因為這些作家敢于發“其聲”，寫“真情”。“坎凜之士，內有郁而不申之情，外有迫而不通之境，直抒其意所欲言，而以若訴若啼，動人心而驚人魂矣”(袁中道：《西清集序》)。他們對擬古派的無病呻吟，說假話，寫假文，無情地嘲笑和諷刺：“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袁宏道：《論文》)。公安派所要求的“真趣”，主要是對詩而言，“夫詩以趣為主”(袁宏道：《西京稿序》)，“趣”和“識”一樣，也屬于“性靈”的范疇。所謂“趣”在他們看來，是人的自然稟賦和精神氣質的體現，“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趣”具有無拘無束，縱任個性自由發展的特征，“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同上)。而且這種“趣”是與“理”相對立的，“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同上)。他們對“趣”的解釋，雖然有些玄妙，但在“獨抒性靈”中提倡表現“真趣”，無疑對沖破程朱理學的束縛和掃除復古派的陳腐文風，起了積極的作用。總之，“獨抒性靈”的根本要求是：“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袁中道：《阮集之詩序》)。打破種種限制，讓作家自由地去寫，充分發揮其創造性。

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因而在表現方法和藝術風格上，就必然要求“不拘格套”，體現“變”的原則，反對“同為一詩”的模式化，提倡“人各為詩”的多樣性。首先，要新奇獨特，“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宏道：《答李元善》)。其二，要樸素自然。從這點出發，他們提出“刊華而求質”，去粉飾，除浮華，認為“夫質猶面也，以為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媸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園存稿引》)。其三，要明快直率。也就是說，文章要明白曉暢，鋒芒畢露。據此，他們極力反對“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而大力提倡“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的楚辭風格。袁宏道在駁斥關于詩歌不宜“太露”的觀點時說：“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同上)。歸根結蒂，公安派從“獨抒性靈”的創作要求出發，就必須提倡表現方法和藝術風格上的“不拘格套”，“各極其變”。也就必然對復古派的清規戒律，陳腐格套，表示深惡痛絕。袁宏道不僅斥責陳腐舊套是：“庸談陳詁，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悶”(《與陳正甫提學》)；而且嘲笑濫用典故成為套子，就象“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而又盡都不適合。袁宏道嚴肅地指出了陳規舊套對文學創作的危害：“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花雪賦引》)，從而造成公式化概念化，扼殺了文學創作的生命。對此，公安派作者便力挽狂瀾，“以不法為法”，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以新鮮活潑的語言文字，一掃復古派的腐朽文風，使窒息的文壇復蘇過來，開始有了生氣。

公安派進步的文學主張，是李卓吾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具有反傳統的戰斗精神。對粉碎復古主義逆流和促進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創作的散文，擺脫了陳規陋習的束縛，抒寫了自己的真實感，表現了作家的個性和風貌。語言流利淺近，文風雋秀生動，宛若行云流水，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散文的寶庫。

但是，公安派的“性靈說”，卻發展了李贄“童心說”中的唯心主義觀點。以為文學不是生活的反映，而是“性靈”的表現。將創作之源歸于“心靈”，“心靈無涯，搜之愈出”。在這種文藝觀點支配下，他們除《索逋賦》、《猛虎行》、《竹枝詞》等少數作品有一定現實意義外，大都脫離人民，表現自我，象袁宏道這樣有名望的公安派作家也不例外。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詩中無一憂民字”。一般說來，他們的作品，多局限于抒寫“文人雅士”的情懷意趣，表現地主階級文人的閑情逸致，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他們的創作傾向，是由于他們對現實的態度和自身的弱點所決定的。在官宦擅權、朝內黨派斗爭激烈的現實面前，由于本身的軟弱性，既不敢斗爭，也不同流合污，于是退守田園，忘情山水，以此自我陶醉。正如袁宏道在給他的老師馮琢庵的信中說的：“時不可為，豪杰無從著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因此，公安派雖然對散文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但終嫌格局不大，其末流更走向追求生活情趣，玩物喪志。這一方面的影響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