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寫景《議論有膽》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依據(jù)】

(韓愈的)議論詩，是又別一格，以蒼老勝，他人無此膽。(朱彝尊《批韓詩》)

【詩例】

調(diào)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

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

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

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

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瑯。

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

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

我愿生兩翅，捕逐出八荒。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jīng)營無太忙。

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解析】

我們知道，韓愈詩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以文為詩。所謂以文為詩，一方面是指詩歌形式上的散化，另一方面則是把議論這種散文的表現(xiàn)手法大量溶入詩中，造成詩的議論化。至于詩中的議論應如何評品，清代學者朱彝尊以 《調(diào)張籍》為例，提出了一個標準，就是“議論有膽”。

所謂“有膽”，首先就要敢于標新，敢于提出與傳統(tǒng)流俗不同的見解，敢于對抗潮流。李、杜之后，不斷有人對李、杜的文學地位做出品評，并企圖在兩人之間作出褒貶掂量。中唐的一些大家如白居易、元稹等出于新樂府運動的需要和儒家詩教，往往抑李揚杜，以至形成一種時尚。如白居易在論及李、杜時說： “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白氏長慶集·與元微之》)元稹則走得更遠，認為“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白雖以 “奇文取稱”，但比起杜來，“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杜工部墓志銘》)。韓愈《調(diào)張籍》正是針對當時社會抑李揚杜的時尚而發(fā)議論，主張李、杜并重，稱贊李、杜之文如日月臨空、光芒萬丈，無論是抑李還是抑杜，不管出于什么動機，都是“蚍蜉撼樹”、枉費心機。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同時，作者還針對當時社會抑李的傾向，更多地肯定了李白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風格和夸張、想象、神游等表現(xiàn)手法，公開表示自己要以此為師，創(chuàng)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新的詩歌風格來。詩中所云的愿身生兩翅、捕逐八荒、騰身汗漫、交通精誠、百怪入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雖未專指李白，但明眼人一見可知，上述的景象是偏重于李白浪漫主義的詩風和瑰麗言辭的。所以程學恂說：“此詩李、杜并重，然其意旨，卻著李一邊多，細玩當自知之。”(《韓詩臆說》)這種表白和議論，是對時尚的批判，也是對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沒有膽識是不敢為之的。更值得稱道的是，韓愈不光這么說，在其創(chuàng)作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他針對當時“平易淺白”的元、白體，創(chuàng)造出一種以反傳統(tǒng)為其特征的至險至怪詩風。這種詩風與傳統(tǒng)的平和中正適度美相反，表現(xiàn)的是一種異常狠重、動態(tài)感異常強烈的力度美。與傳統(tǒng)的對稱美、和諧美相反，他努力追求一種散體之美和折拗之美。在表現(xiàn)手法上，他把古典詩歌中的以美襯美或美丑對比改造為化丑為美或以丑為美;在內(nèi)在精神上，他以至險至怪的荒誕美代替了傳統(tǒng)的自然之美和神游之樂。韓愈對這種反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實踐是頗為自負的。在《調(diào)張籍》中，他告誡老友：“顧語地上友：經(jīng)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可以說他已從議論有膽發(fā)展到了實踐有膽了。

其次，議論有膽不僅是敢于反流俗、敢于發(fā)表不同見解，而且還要持論公允、識有見地，才能服人。不能見案就翻、一味標新，像魯迅《狂人日記》中那位“大哥”那樣，只要與定論唱反調(diào)，他就贊嘆“翻天妙手，與眾不同”。這首《調(diào)張籍》中的議論就很公允、精到。首先，他選擇張籍作為“調(diào)”的對象就很有見地。“調(diào)”是調(diào)侃、嘲謔之意，張籍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先驅(qū)，杜甫現(xiàn)實主義詩歌傳統(tǒng)的繼承者，是元、白的同道，但同時他又是韓愈的詩友和宗親，他的哥哥張徹是韓愈的學生和侄女婿。所以，選擇張籍作為調(diào)侃對象，既能批判抑李的時弊，也易為對方接受，因為調(diào)侃的本身就意味著雙方的親密無間。當然，選擇張籍作為“調(diào)”的對象還有更深層的用心，就像希望張籍并重李、杜尤其是追躡李白精怪入腸的浪漫詩風，這在此詩結(jié)尾四句明確地表露了出來。所以程學恂說：“ ‘調(diào)’字意于末四句見之。”(《韓詩臆說》)錢仲聯(lián)亦認為：“籍雖隸韓門，然其樂府詩體近元白而不近韓，故白亟稱之，元白持論當為籍所可，故昌黎為此詩以啟發(fā)之歟?” (《韓昌黎詩系年集釋》) 這就是要“調(diào)張籍”的目的所在，可見議論不是憑空而發(fā)，是極有深意的。另外，詩中對李、杜并重及對李白詩風的評價，上面已作分析，都是極為公允和切中肯綮的，這樣才能服人，才能真正稱得上議論有膽。

詩如其人。要想在詩中做到議論有膽、持論公允，必須首先做到人品端方、處世剛正。韓愈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就是這樣，他公開對抗當時社會恥于相師的不良社會風氣，“犯流俗、冒笑侮，抗顏為人師”，并寫下《師說》，宣傳老師的作用和從師的重要性，批駁當時士大夫恥于相師的種種詭詞。他針對傳統(tǒng)的避諱而寫《諱辨》，鼓勵被輿論壓得抬不起頭來的李賀沖破時忌，大膽地參加科舉考試。特別是不顧憲宗的迷信和京師男女的癡狂諫迎佛骨，結(jié)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為除時弊受盡摧殘而始終不悔，所以蘇軾稱贊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六朝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冠”。正是由于他人品上能“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冠”，文學上才能“文起八代之衰”，也才能做到詩中議論有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