旄丘之葛兮，山坡上的葛藤兒，

何誕之節兮?枝蔓為何那樣長?

叔兮伯兮，衛國大小叔伯啊，

何多日也?為何拖延不幫忙?

何其處也?為啥安居不行動?

必有與也。想必在約他伙伴。

何其久也，為啥時間這么久，

必有以也。必有原因在其中!

狐裘蒙戎，狐皮裘兒蓬松松，

匪車不東。哪是車兒不向東!

叔兮伯兮，衛國大小叔伯啊，

靡所與同。你我兩心不相通。

瑣兮尾兮，我們低微又下賤，

流離之子。可憐淪為流亡人。

叔兮伯兮，衛國大小叔伯啊，

褎如充耳!嘻笑不聞又不問!

[賞析]這是一首黎國流亡者向衛國乞求救援的歌。公元前594年，狄人酆舒吞并了黎國，黎國君臣流亡到衛，請求衛伯幫其復國，衛伯卻拖延不肯出兵。這首詩大概是黎國的這群流亡者在乞求衛伯出兵而又久久得不到允諾的情況下寫的。由于此詩出于如此的背景，由于歌者處于如此的身份，所以詩中充斥著一種極其矛盾的心態，一種極為復雜的感情：既有希冀又有失望，既有乞求又有埋怨;從希冀出發，歌者對衛伯的拖延作出種種有利的推測，但客觀的現實，又使他不能不得出雙方想法不同的失望結論;詩人有種寄人籬下的卑賤感，但這種嘆息的本身就暗寓著對東道主不仗義的不滿和不平。這首《旄丘》之歌，通過比附、揣測、自嘲、慨嘆等藝術手法，把詩人的上述心態和復雜感情表現得異常生動出色。

這首詩的特色首先是表現手法的婉曲。開頭的“旄丘之葛”就是一種含蓄的比附。旄丘，是衛國境內一山丘名，在今河南濮陽縣境內，形狀是前高后低。“葛”，是旄丘上生長的一種葛藤，藤蘿類攀附植物，多用莖繁殖，莖蔓長而多枝杈，這樣利于攀援和生長。作為一伙失去故國而寄人籬下的流亡者，很像這旄丘上需要依附攀援的葛藤。“何誕之節”是說葛的枝蔓延伸得很長。誕，同覃，延伸之意;節，指葛的枝蔓。有人說此句是說這群流亡者在客地見到葛的長成，感到漂泊生活已過得很久。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只是太實，我認為還有層虛擬之意：即用葛蔓之長來暗喻等候援兵時間之久，并進一步暗示衛國君臣對黎人復國的延宕和遲緩。這樣，與下面兩句“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在思路上銜接為一，手法上則一明一暗，一婉曲一直白。詩人先用比喻含蓄暗示，后再直接陳情道破其意。這種從《詩經》開始的自我表白方式，后來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常用之法。如杜甫的《新婚別》：“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漢樂府中的《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古詩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竹生，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菟絲附女蘿”。南朝樂府中的《襄陽樂》：“女蘿自微薄，寄托長松表。何惜負霜死，貴得相纏繞。”可以說從比附對象到比附手法，都是對《旄丘》的繼承和發展。另外詩中的“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從實質上說也還是一種婉曲手法。“叔伯”，是當時人對貴族的尊稱，從后面詩句“狐裘蒙戎”來看，這些叔伯也是大夫一類的士族。因為“大夫狐蒼裘”(《毛傳》)，“君子狐青裘”(《禮記》)，據鄭注：“君子，大夫，士也。”這些流亡者要想復國，首先必須乞求衛國國君;衛國延宕不去救援，責任首先在衛君。為什么這群流亡者不去說衛君而反復說“叔伯”呢?這正如朱熹所分析的那樣：“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矣。”(《詩集傳》)所謂優柔不迫，也就是一種婉曲之法。因為黎國流亡者對衛君助其復國還抱一線希望，所以他們不愿直接指責和諷刺衛君，只能在這些叔伯身上發泄自己的不滿。

這首詩的第二個特色，就是它十分細致地描繪出這批流亡者在嚴酷現實面前自我排解、自我安慰的種種心態。面對著這群急待救援的流亡者，衛國是態度上曖昧，時間上延宕，遲遲不見行動。“何多日也”，這是擺在黎國流亡者面前冷峻的現實。但這群流亡者卻不愿正視，他們寧可沉湎于幻想之中，去設想種種情況來為衛國君臣的延宕排解，去編造一些理由來解釋眼前的現狀。衛國叔伯們為什么安居不動呢?想必是在邀約鄰國，籌聚力量，一齊來救我們吧!為什么時間隔這么久呢?大概是發生了新的情況吧?種種的排解和編造，無非是要達到下述兩個目的：一是在失望之中盡量產生一些虛幻的希望，免得在冷酷的現實冰水中絕望地沉沒;二也是以此暗示和打動衛國君臣，希望他們能像歌者所設想的那樣去邀約力量，拯救黎國不管是哪種原因，這一段把黎國流亡者復雜心態描繪得異常生動而細膩。明代有首民歌，描述一位女子在情郎失約時的自我排解，也采用了類似的手法。歌云：“等郎等到日偏西，盼郎盼到日上時。莫非是奴處山低月上早，莫非是郎處山高月上遲。”(《精選劈破玉·盼》)俄羅斯文論家巴烏斯托夫斯基在引用李爾王對女兒叛逆行為的自我排解后說：“這種排解和安慰，就像是抓一把鹽敷上傷口，所得到的將是更加徹骨的疼痛。”(《金薔薇》)《旄丘》中描述的黎國流亡者這種不愿正視現實的自我排解，所要達到的正是這種更加傷痛的藝術效果。

這首詩的特色之三就是它細致地寫出了這群流亡者情感上的起伏和變化。在一首不到80字的短詩中，要寫出人物復雜的情感，而且還要寫出這種情感的起伏變化，這是很不容易的，《旄丘》卻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它是《詩經》中、也是我國先秦詩歌中描寫情感變化的較出色的一首詩。如前所述，詩中主人公的情感是異常復雜的，詩中較細致地寫出了這種復雜情感的起伏變化。第一層基本上是婉曲地暗示，暗含著希冀;第二層是對失望情緒的自我排解和自我安慰，實際上是從另一個角度在祈盼和希冀。但第三層就不同了，詩人一方面用“狐裘蒙戎”來暗示雙方生活境況的懸殊，另一方面又用“匪車不東”來申述己方的盡禮盡情，最后點破問題的癥結所在：衛國遲遲不肯救援，不是我們在乞援中未盡禮盡情，行為上有什么差池，而是雙方的處境不同，感情不同。如果說第三層是直抒其情，感情激昂憤慨的話，那么第四層在情感上則顯得冷峻和深沉。為適應這種感情上的深層回流，語言上也由直接指責變為幽默的嘲諷。首先是自貶：“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我們這些流亡者啊，真是低微又下賤。自我貶低實際上是在挖苦對方，暗示衛國顯貴缺乏同情心和正義感，最后兩句“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更是一種直接的挖苦。褎(you)，是多笑的樣子，據說聾子因聽不到聲音，表情上常呈現一種癡笑狀。充耳是一種掛在耳旁的首飾，這里是語帶雙關，挖苦這些衛國顯貴像聾子一樣，對流亡者的苦難之聲充耳不聞，只不過像“充耳”一樣是個裝飾罷了。這種由祈盼、希冀、自我排解到失望、指責、挖苦的情感變化，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表現得如此細致、生動，這大概是它兩千多年來膾炙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