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本詩出于《秦風》，《秦風》大多是東周時代秦國的詩。西周孝王封其臣非子于秦(今甘肅清水縣東北)，以后疆土逐漸擴展，西周末年，莊公遷都于犬丘(今陜西興平縣東南槐里城)。后申候勾結犬戎滅西周，周平王東遷洛邑時秦襄公因護送有功，被封為諸候，遷都湃城(今陜西隴縣南)，此時西周王畿和幽地(今陜西枸邑、邠縣一帶)皆歸秦所有。《漢書·地理志》稱秦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朱熹在《詩集傳》中也說“秦俗強悍，樂于戰斗”，“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其實秦人尚武乃是時勢使之然也。秦國位于中國的西北邊疆，和那時華族最緊急的外患犬戎相鄰，而對強敵的不斷入侵，只能自己強大起來才能得以生存。秦襄公那時對抵御犬戎是極有戰功的，護送平王東遷后，平王一方面封他為諸候，另一方面命他攻逐犬戎，因是周天子之命，所以此詩便稱“王于興師”。這首詩的背景當如上述。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杜注指出秦早有此詩，秦哀公賦之以表示將要出師。王夫之的《詩經稗疏》據《左傳》此條推定此詩為秦哀公所作，其實秦哀公賦此詩是公元前505年，已是春秋之末了，此時的周王朝早已徒有虛名了，不可能再有“王于興師”之事了。況《左傳》中賦詩之例大多都不過是借詩言志而非真是作詩，故王夫之的說法是不可靠的。此詩為秦襄公時代的作品是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提出的，他說“秦自襄公以來，受平王之命以伐西戎”，“西戎殺幽王，于是周室諸候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敵王所愾，故曰同仇也”。這里，王先謙進一步指出此詩為“秦民”所作，即老百姓中從軍的士兵而非國君，這一點也是合理的。《詩序》稱“《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這種解說顯然與詩中的氣氛不符。其實，此詩的主旨并不是反對用兵，而正相反，它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從軍歌。

此詩的“豈日無衣，與子同袍”，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誰說沒有衣裳穿，我與你同穿一袍”。當然同袍并非是同時共穿一件衣服，那本是不可能的事，這里可以把“同袍”理解為友愛互助之釋，余冠英先生在《詩經選》中翻譯成“伙著穿”是有道理的。“袍”即長袍，也就是今天所謂披風，斗蓬，“澤”是指內衣;“裳”是褲子。戈、矛、戟都是兵器，三章的“甲兵”，“甲”是指鎧甲，“兵”是兵器的總稱。“與子同仇”即和你有共同的仇敵。二章“偕作”是說一塊作起來，三章的“偕行”是說大家一同出發。這首詩三章五句，各章皆作賦體，如一章，起句為“豈曰無衣”，然后答之“與子同袍”，這是寫戰爭將要爆發，士兵們已整裝待發。“王于興師，修我戈矛”，寫東周天子已下命令，士兵們立即修理兵器，末句“與子同仇”寫士兵們同仇敵愾，已經對異族的入侵仇恨滿腔了。這首詩從全篇看是用復沓體制，辛志賢先生在《復沓是否是歌謠的突出藝術特點辯》一文中指出，“章節復沓，似是古今中外民歌的共同藝術特點。所謂復沓，就是一篇多章的民歌，各章在形式的結構上基本相同，思想內容亦基本相同或略有變化，只是更換其中相應的幾個字。這樣幾章反復詠唱，可以充分抒發詩人內心的激情。突出詩的中心主題。增強‘一詠三嘆’的韻味和悅耳動聽的音樂美，起到很好的藝術作用。”《無衣》中的三章，各章僅有三處四個字的不同，“袍”、“澤”、“裳”字雖不同但所指皆為士兵的服裝。“戈矛”、“矛戟”、“甲兵”大多都是指兵器，只是三章的“甲”是指鎧甲，也是與作戰有關的。意義上有較大變化的是“同仇”、“偕作”、“偕行”，從表達同仇敵愾的激情到彼此召呼行動起來到大家一起出發上戰場，意義上是有遞進關系的。這種遞進式的復沓，把士兵們那種共同御侮為國從軍的慷慨激昂之情表現得更加強烈、更加動人，而且又富有一種音韻合諧之美。從這首詩里，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春秋時代在祖國的邊疆、我們的先人那種豪爽、那種樂觀、那種彼此互助的情誼，那種舍生忘死保衛家園的勇氣。正是這些可貴的品質，我們的民族才得以生存、得以發展。每讀此詩，從秦人高唱著這《無衣》歌奔赴抗擊犬戎的戰場，我不禁想到數十年前我們的人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迎著日寇的炮火前進那振奮人心的情景。“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這豪邁堅強不向強盜屈服的民族精神，我想是世代相傳永遠不會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