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於我乎，

夏屋渠渠。(魯渠渠作蘧

今也每食無余。蘧。)

于嗟乎!(魯乎作胡。)

不承權輿。

(渠、余、乎、輿，魚部。)

於我乎，

每食四簋。

今也每食不飽。

于嗟乎!

不承權輿。

(簋、飽，幽部。乎、輿，魚部。)

〔譯文〕

從前對待我呀，是禮賢下士，待遇優厚。我住的是寬敞明亮的大房子，什么東西應有盡有。可是現在呢?只是每餐能勉強吃飽，連一點剩余都沒有。唉呀!已經不能繼續像從前那樣尊重我了。

從前對待我呀，是禮賢下士，待遇優厚。我每天吃飯是四個大盤子，全是美味佳肴。可是現在呢?每天每頓飯都吃不飽。唉呀!已經不能繼續像從前那樣尊重我了。

〔評介〕

對于這首詩的內容，《毛序》說：“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齊》、《魯》、《韓》三家無異議。孔《疏》更具體地說明道：“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后則疏薄，故刺之。”古之論詩者，盡管也有的去掉專刺康公之說，但對“賢者嘆君禮意浸衰之意”卻幾乎是一致贊同的。

詩分兩章，每章五句，兩章之間，屬于回環往復、重章迭唱的形式。鮮明地前后對比與強烈的感嘆句式的運用，是這首詩的重要特色，也是其能給人以深刻印象和強烈感染的成功之處。兩章的前三句，都是抓住國君對待賢者在待遇上今昔變化的不同，進行對比。從前是“夏屋渠渠”，給賢者的居住條件極好，寬屋大宇，寬敞明亮;在飲食上則是每頓都四大盤，美味佳肴，飯菜豐盛。而現在呢?待遇變了，不如從前了。是“每食無余”，甚至是“每食不飽”了。當然，待賢之禮，絕對不會只限于居住和飲食供應兩個方面;而待賢之禮浸衰，也絕對不會僅僅只限于在飲食招待供應上的每況愈下。但是，透過居住和飲食方面的招待供給，卻能小中見大，從表面看內心，從現象反映本質，主人對待賢者態度的變化，當然也就不言而喻了。詩人在表達感情時，善于運用和選擇典型的材料來說明問題，而一個十分敏感的賢者的形象，也同時出現在我們眼前了。兩章中的第一句和后兩句，都是出以強烈的感嘆，而感的內容，則集中在一點上，“不承權輿”。不能繼續像從前那樣了!賢人的今不如昔的感慨，他的不如歸去的感情，已經溢于言表了。這使我們聞其聲，見其人，極盡其傳神之妙。

從春秋到戰國，是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大變革時期。此詩出于春秋前半期，當時賢君擇人用賢，賢臣擇主而事，士為知己者用的風氣已經開始形成了，而秦穆公之朝，則更是明君賢臣風云際會的典型場所。“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見李斯《上書秦王》)一時君臣相得，秦是以霸。康公之后，秦勢日弱，退出爭霸中原的舞臺(至于商鞅變法后的強大則是幾百年以后的事)，可以肯定地說，和康公不能用賢是有直接關系的。盡管史書上沒有關于這首詩和秦康公關系的直接記載，但我覺得，《詩序》、孔《疏》所言之事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覺得對這首詩，可以完全按《毛序》去理解。

有兩則和本詩內容相似的記載，茲錄于下，以資佐證：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孟子·告子下》)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而后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去。”(《漢書·楚元王傳》)

今人解此詩，或以為是“沒落貴族階級的挽歌”，或以為是“奴隸主的一個舊僚，換了新主子，受到冷遇，心懷不滿”之詞，當然都言之成理，讀者自辨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