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巳。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弈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于，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父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焉!

這首詩是《大雅》的首篇，相傳為周公頌美文王并深戒成王之詩。原先，周是商朝屬國，但周文王勵精圖治，積極擴充勢力，臨死時，已經為伐商創(chuàng)造了條件，后來武王繼承父業(yè)，終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武王克商，是在文王奠定的基礎上，實現其父的遺志。所以到了成王時期，大臣周公仍作詩贊美文王，告誡成王，以便維護周王朝的統(tǒng)治。

全詩共七章，每章八句。首章起句奇警，先聲奪人，為全詩奠定了基調。它描寫了文王光彩顯赫，侍立天帝左右，助天升降進退的形象，其意正如孟子所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不過是說文王之德與天德相合。這樣既贊美了文王，也證明周雖是古老之邦，但周文王是奉天帝之命建立新朝的，因而符合天意、周王朝基業(yè)的合理性也就不言而喻了。這既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時常用的借口，也反映出素樸的天人合一觀念。

第二章寫福及子孫，福及多士。從而禮贊了文王不世的美譽，也顯示文王開創(chuàng)的基業(yè)后繼有人，興旺發(fā)達。

賢臣要有明君的慧眼，才有用武之地;明君也要有賢臣的輔助，才能有所作為。因而第三章贊美了文王招賢納士，人才濟濟的盛況，而忠臣賢士也恭謹勤王，以至君臣上下，齊心合力，國勢日益強盛，達到天下大治。

第四、五章，則說：因為偉大光明的周文王是替天行道，因而商代子孫盡管數以億計，也要俯首聽命，對周稱臣，而殷商的諸侯也要在周朝京都穿戴常服助祭，行裸將的祭禮，來感念周王朝先祖列宗的蔭德。這是借殷士成為周王忠臣并助祭于京之事，從側面啟發(fā)成王接受殷商覆亡的教訓;并借殷士服商服之事，曲折委婉地啟發(fā)成王勿忘本，要感念文王之德，繼承文王之業(yè)。

詩的六、七兩章則由側面啟發(fā)，進而轉為正面勸戒成王，天命無常，難以揆度，盡管如今穩(wěn)坐天下，但一旦失卻民心，同樣在劫難逃。因而應該時時反躬自省，以殷朝為鑒，效法文王，勤謹自勉，進修德行、才能取信天下、以求國泰民安，萬世不易。

這首詩既是對文王的頌美，又是對成王的勸戒。頌美是手段，而勸戒才是旨歸;前者為虛，后者是實。頌美先祖實際上是個鋪墊，意在描繪后繼者應當學習效法的榜樣和遵循的準則，這樣，一舉兩得。既表明忠臣賢士的耿耿忠心，又很符合一位大臣在君王面前的地位身份，做到上下有別，又圓通無礙，使得一番儆戒忠言聽起來細細入耳，所謂說者有意，聽者也有心，說者的話外之音，聽者自然心領神會，思想感情的表達含蓄委婉，曲折迂回。這種勸百諷一、溫柔敦厚的特點，不僅普遍地表現在《大雅》的詩歌中，而且延及后代，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乃至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條重要美學思想原則。

與這一思想原則相適應，這首詩在藝術上也很有特色。它全篇輔敘到底，語言莊重典雅、結構嚴謹、起承轉合、從容紓徐，節(jié)奏旋律凝重而有起伏變化。與明麗清新、酣暢淋漓的《國風》迥異其趣，也和《小雅》怨而不怒有所不同，言里行間透出一股雍容華貴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