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頌》計五篇，為《那》《烈祖》《玄鳥》《長發(fā)》《殷武》等。

《商頌》的歌頌對象，為有娀、契、相土、湯、武丁等，是把商王朝歷代祖先發(fā)跡、建國等事業(yè)均有所述，顯然是追敘之詞。不過這些作品究竟產(chǎn)生于何時?后代是有爭執(zhí)的。《詩序》稱：“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大約本之于《國語》。緣《國語》稱：“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不過《史記·宋世家》則稱：“襄公之世，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這里，前者是把《商頌》的“得”與“校”，定為戴公時期。作于何時，當更在前。后者則認為《商頌》作于襄公時期，相距有百余年。清代魏源在他的《商頌魯韓發(fā)微》亦認為《商頌》“與《魯頌》‘荊舒是懲’，皆侈召陵攘楚之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我們現(xiàn)在從殷墟發(fā)掘的甲骨文來看，尚未發(fā)現(xiàn)有與《商頌》類似的詩篇，說《商頌》作于殷代，自然是不可信的。至于正考父得或校的《商頌》十二篇，是否包括現(xiàn)存的《商頌》五篇，面目有無改變，因為十二篇現(xiàn)已不存，我們無從比較，只好暫時存疑。不過就現(xiàn)存的五篇《商頌》而言，就語言與詩風來看，皆與《魯頌》相似，說《商頌》與《魯頌》同時，該更為可靠些。不過是否為正考父作，戴公時之正考父與襄公時之正考父，一在西周幽王時期，一在東周襄王時期，相去有百余年，自非一人。兩人關系如何，我們無從考定，當付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