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彼南山，終南山山勢綿延不斷，

維禹甸之。這里是大禹所辟地盤。

畇畇原隰，成片的原野平展整齊，

曾孫田之。后代子孫們在此墾田。

我疆我理，劃分地界又開掘溝渠，

南東其畝。田隴縱橫向四方伸展。

上天同云，冬日的陰云密布天上，

雨雪雰雰。那雪花墜落紛紛揚揚。

益之以霢霂，再加上細雨溟溟濛濛，

既優既渥，那水分如此豐沛足量，

既霑既足，滋潤大地并霑溉四方，

生我百谷。讓我們莊稼蓬勃生長。

疆埸翼翼，田地的疆界齊齊整整，

黍稷彧彧。小米高粱多茁壯茂盛。

曾孫之穡，子孫們如今獲得豐收，

以為酒食。酒食用谷物制作而成。

畀我尸賓，可奉獻神尸款待賓朋，

壽考萬年。愿神靈保佑賜我長生。

中田有廬，大田中間有居住房屋，

疆埸有瓜。田埂邊長著瓜果菜蔬。

是剝是菹，削皮切塊腌漬成咸菜，

獻之皇祖。去奉獻給偉大的先祖。

曾孫壽考，他們的后代福壽無疆，

受天之祜。都是依賴上天的佑護。

祭以清酒，祭壇上滿杯清酒傾倒，

從以骍牡，再供奉公牛色紅如棗，

享于祖考。先祖靈前將祭品獻好。

執其鸞刀，操起綴有金鈴的鸞刀，

以啟其毛，剝開犧牲公牛的皮毛，

取其血膋。取出它的鮮血和脂膏。

是烝是享，于是進行冬祭獻祭品，

苾苾芬芬。它們散發出陣陣芳馨。

祀事孔明，儀式莊重而有條不紊，

先祖是皇。列祖列宗們欣然駕臨。

報以介福，愿賜以宏福萬壽無疆，

萬壽無疆。以此回報子孫的孝心。

這首詩與上篇《楚茨》同屬周王室祭祖祈福的樂歌。但二者也有不同。《楚茨》言“以往烝嘗”，乃兼寫秋冬二祭；而此篇單言“是烝是享”，則僅寫歲末之冬祭，而且它側重于對農業生產的描繪，表現出周代作為一個農耕社會的文化特色。烝祭是一年的農事完畢以后的最后一次祭典，周人以農立國，奉播植百谷的農神后稷為始祖，那么在這年終的祭歌中著力歌唱農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詩序》稱：“《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此序與《楚茨》的詩序一樣，都屬牽強附會之說。姚際恒評此詩曰：“上篇(按指《楚茨》)鋪敘閎整，敘事詳密；此篇則稍略而加以跌蕩，多閑情別致，格調又自不同。”(《詩經通論》)概括頗當。

此詩對于研究古代的井田制也有參考價值。井田之制因其年代久遠，難以稽考，后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此詩則可為我們提供若干訊息。詩首章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南山指終南山，詩人顯然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區。在詩人看來，這畿內的大片土地就是當年大禹治水時開辟出來的。毛傳訓“甸”為治，而鄭箋則落實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劃分中的兩個等級。《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因而鄭箋等于坐實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鄭箋之說，謂“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盡管有的學者認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調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孔疏引孫毓說)，但鄭、孔之說也不無參考意義。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可見古人對經理田界是非常重視的。毛傳釋此詩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學者解釋得更為具體，如王安石說：“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橫縱)其溝涂。”(《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呂氏又引長樂劉氏說云：“疆謂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導之也。”劉氏之說當是依據《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這里所謂“南東其畝”也與井田制有關。此句指順應地形、水勢而治田，南指其田隴為南北向者，東則為東西向者，此即《齊風·南山》所云“衡從其畝”。鄭箋釋曰：“‘衡’即訓為橫。韓詩云： 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 南北耕曰‘由’。”《左傳·成公二年》載： 晉郤克伐齊，齊頃公使上卿國佐求和于晉營，晉人要求“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也就是使齊國的隴畝全部改為東西向，這樣晉國一旦向齊國進兵，就可長驅直入。國佐回答晉人說：“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國佐引本篇為據，說明先王當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據不同的地勢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東西向的田隴，如今晉國為了軍事上的便利而強令齊國改變田隴的走向，是違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見諸其他典籍，但情節上有些出入。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云：“晉文公伐衛，東其畝。”《呂氏春秋·簡選》云：“晉文公東衛之畝。”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種證明。因為畝道系以國都為中心，故有南北縱走與東西橫貫的兩種大道。南北縱走的是南畝，東西橫貫的就是東畝。《詩》上所說的‘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就是這個事實。……這些資料好像與井田制并無直接關系，而其實它們正是絕好的證明。”(《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評》)

本詩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廬”，說者也以為與井田有關。《呂氏家塾讀詩記》引邱氏說云：“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又引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按《孟子·公孫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穀梁傳·宣公十五年》稱：“古者三百步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范寧注：“此除公田八十畝，余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除二十畝，家合二畝半為廬舍”，“八家共居”。《韓詩外傳》載：“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八家為鄰，家得百畝。余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余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招，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以上諸說大同小異，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廬舍二十畝。說詩者多從其說，但箋疏別有所解。鄭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于田中種谷，于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按箋疏之說，田中的廬舍成了農民在地里干活時的臨時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舊說，以為廬與瓜為對文，廬也當為植物，故廬為蘆之假借，正如“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臺、萊、瓜、壺均為植物一樣。郭氏別出心裁，也可聊備一說(參見《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