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xiàn)代散文欣賞辭典·談校對

《談校對》：讀《文林談屑》中“文字疏忽”一節(jié)，談到報刊上出現(xiàn)的某些差錯，以及連帶發(fā)生的一些感想，深有同感。只發(fā)現(xiàn)有關章太炎的一些事有點出入。章名炳麟，字枚叔?！疤住笔莿e號。他還有一些別署，不過人們大抵不熟悉。

我想在這里對在報社工作的校對同志們表示一點敬意，因為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記起了一些老校對，引起了深深的懷念。當然，我不是要為報刊上出現(xiàn)的差錯辯解，差錯無論大小都是要不得的，必須努力減少、消滅。

我在報社工作的時間不很短。好像所有的行當崗位都干過了，只除了不曾踏入醫(yī)務室。當然，校對也是干過的了，而且干過兩次。在“傳統(tǒng)”的報社編輯部的“等級觀念”中，好像校對是被排在最低一檔的，比資料室還要低。于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第一次降級中就是先到資料室，然后才又調到校對組的。沒有在校對組工作過，是不能知道這種“傳統(tǒng)觀念”之荒謬的。如果沒有校對，一張報紙簡直就不可想象將成為什么樣子。而出了差錯，首先被記起查問的也是校對組。但事實證明，很大一部分差錯是由原稿造成的。校對沒有對文字提意見修改的權利，只能照稿校讀。有時就出現(xiàn)了明知是錯也不能說、不敢說，只能讓它錯的怪事。

記得我初到校對組時，還不深刻理解這中間的奧秘，非常天真的以消滅差錯為己任。一天，新華社電傳稿發(fā)來了一條新聞，大約是北京各界人士抗議美國企圖把藏在臺灣故宮博物院里的文物運往美國的座談會吧。參加者中有朱啟鈐，但原稿寫著的卻是“鈴”。電稿通常模模糊糊，有時難讀得像天書，但偏偏這次的“鈴”字清清楚楚，毫無可疑。我向組長匯報了，以××保證(忘記曾賭過什么誓了)這個字不是“鈴”而是“鈐”。組長遲疑了好半日，又去層層匯報，最后終于接受了我的“保證”。后來是第二天全國的報紙都是“鈴”，都錯了。后來新華社還發(fā)了更正。

我說這個故事并不是想證明自己知識淵博，我不過看過營造學社出版的書報，記得這個名字而已，當然也聽說過 “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的朱三小姐就是朱啟鈐的女兒。

當時報社里校對的方法是兩人對坐，一個人讀“小樣”，一個人看原稿。這對我是一次真正的考驗。只是在這時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原來是一個“白字”大王。也許說得夸張了一點，即使不是“大王”，也差不多。有許多字能懂、能用、能寫，也自以為能讀，但事實證明有些音都讀錯或讀得不準確。和我搭檔的一位同志手邊有一本小字典，已經(jīng)翻爛了。他隨時翻出某個字來給我看，校正我的讀音，并教我正確地寫簡體字。我的感覺就仿佛小學生第一次進學校開始識字一般。

我還發(fā)現(xiàn)校對組的同志對待像我這樣“調”來的人的態(tài)度也比較好，他們看我時眼色是有些異樣的，但還是以平等相待，而且有時還表現(xiàn)了同情。組長是有點嚴厲的，不過也適可而止。也許是怕訓斥得多了，我會緊張起來，釀成大錯，使他也不得脫身。

第一次當校對時間不過半年。工作得還不錯，沒有什么大錯誤。只有一次偶然疏忽。一條國際新聞的小標題中把 “尼克松”排成了“克尼松”，我沒有能發(fā)現(xiàn)。這是那一段工作中發(fā)生的最嚴重的錯誤。不久，我就到鄉(xiāng)下種稻去了。

我得到了許多知識，明白了校對工作的重要。同時還懂得許多干了多年校對工作的老同志都是很淵博的，他們懂得的事真多。能辨識各種“名家”的手稿，那些“天書”是從已出或將出的草書大字典中都找不到出處的，只能靠自己的聰明與經(jīng)驗猜測，而居然能猜得八九不離十。同時還得擔“風險”。他們改正了原稿中許多錯字，還建議編輯修改文理不通的地方。至于文字的思想性，在校讀中也常常議論，而且往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這只能私下評論，不能提出建白^①。對時下名家的文字，他們也都有一把評論的尺度，相當準確?？上У氖沁^去的偏見使他們無法提供許多有價值的意見。而只落得一個錯誤制造者的惡名，這實在是很不公平的。

當然，現(xiàn)在的校對水平是有點不及從前了，青年同志比起老一輩來也確實差得多。這是十年動亂留下的種種弊害之一。這不只不足以作為輕視校對的口實，相反，應該是加意重視的根據(jù)。在評定級別職稱聲中，好像還沒有聽到校對員的職稱應有怎樣的規(guī)定，我覺得也是一種疏忽。

第二次當校對是在1966年初。正是“山雨未來”之際，就被事先送進了“地下室”。這一次又遇見了許多老朋友，他們也依舊是老樣子，并不刮目相看。當然，形勢是緊張的。有許多機密稿件指定由專人校對，排成大字稿。像我這樣的人是不得與聞的，要校也只能校排好大字的定稿。不過也有例外。有時忽然發(fā)來一份急件，指定明天必須見報。是手稿，屬著新鮮別致，例如“勁松”這樣富有“革命”氣息的筆名。我的坐在對面的老搭檔這時就向我眨眨眼。我明白，手里這份原稿是有來頭、有分量的。字寫得歪七扭八、改得一塌糊涂，也不像過去習見的“名家”手筆。老搭檔大概是要我留神伺候，不要搞錯的意思。我們仔細地緊張地工作了好半天，總算搞好了。等到去食堂吃夜點的途中，老搭檔這才輕輕在耳邊告訴我，這篇大文的作者原來是姚文元。

這時的“金棍子”雖然已經(jīng)非比等閑，但金光閃爍尚未達到使人睜不得眼的程度。但我也著實為得親手澤^②，并比人民早幾小時得聞宏論而感到了非凡的“幸?！?。

形勢越來越緊張，工作也越來越辛苦。日報慢慢變成了晚報，枯坐在朝西的房子里曬著驕陽，等待“最后新聞”、“重要照片” 的時候也越來越多了。千奇百怪的“反革命活動”出現(xiàn)在報紙版面上的次數(shù)也突然猛增。當時看樣報就得映著日光反覆審視，看兩面的標題、文字、圖片有沒有“惡意”的重疊。用最小字體排出的廣告，也出過不少麻煩，要特別注意。班前班后的批判會也增加了。初校的錯字統(tǒng)計是每天批斗的由頭，就從這里上起綱來。進食堂也要坐在特別的桌子上，穿過如林的大字報夾道要目不斜視。唯一的好處是發(fā)給的黑牌在晚上不必嚴格懸掛，離開報社交給問訊處時，上日班的人剛剛到來，使我覺得異常僥幸，好像顏面到底還保留下一些，不曾喪失凈盡似的。

“梁園^③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我逐漸悟出了這話的真理性。校對組里危機四伏，不知何時就會出一個不知怎樣的“錯”，而這“錯”將被做出怎樣的解釋也是毫無把握的。這時，我的老搭檔也不大翻動那本破字典了。因為字典提供的是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解釋，已等于廢紙。有一天我下了決心，打了報告，為了“脫胎換骨”，我堅決要求到更艱苦的地方去體力勞動。當時與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伴還不以為然，他總覺得腦力勞動到底比體力勞動好些。我可是沒有動搖。報告很快得到了批準，好像還得到了“表揚”，說我多少表現(xiàn)了一點改造自己的決心云云。當時聽了頗覺得有點慚愧，我可實在并不是這個意思。

我被分派在運輸組。每天坐了大卡車到處運卷筒紙，到過港口、車站、碼頭、倉庫……許多地方。我想，不是“一月革命”，我恐怕是不會有機會見到這許多世面的。奇怪得很，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擺弄幾百公斤的卷筒紙，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還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輕松得多。

這時，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對工作的偉大與艱巨。

不到一個月，那位反對我體力勞動的朋友也到運輸組來了。原來他簽發(fā)的一條戲目廣告中出了“大錯誤”，不知道怎么搞的，每個戲院名字上面照例都有的一句口號中，“萬壽無疆”的“萬”字，竟自錯為“無”字，而他竟自未能發(fā)現(xiàn)。

在他上工的第一天，我當然要加以歡迎。但握手之際，看著他那副尷尬面孔，還是忍不住說出了一句“你也來了!”接著哈哈地笑起來。

【賞析】

散文領域真?zhèn)€是無限的廣闊高遠。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事無論巨細，人不分貴賤，都可以成為描寫的對象，都蘊含著深入開掘的價值?！墩勑Α吩陬}材的選擇上表現(xiàn)出獨辟蹊徑的出新精神。專門為“校對” 這個微不足道的職業(yè)而做的文章，過去似乎還沒有見到過?，F(xiàn)在拜讀了，而且被吸引了，足見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執(zhí)著堅持的“到處有生活” 的觀點并沒有錯。到處有生活，就到處有文章可做，大可不必萬眾一心去寫“重大”、“偉大”題材。吃虧在于“我們這么多年放棄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強去寫不熟悉的題材?！?巴金語)黃裳從自己最熟悉，最刻骨銘心的一段生活中選取題材，所以寫來真切動人，游刃有余。

文章系有感而發(fā)之作。對報刊校對工作的差錯有人提出了批評，這無疑是正確的，作者并沒有什么異議。他的思路由事及人，想及校對人的艱辛，涌起了“敬意”和“深深的懷念”。就好像閘門由別人打開，奔騰而出的，是自己難以忘懷、郁積于心的情愫，當然要一吐而快了。

作者以校對工作把“我”和“老校對”們聯(lián)系起來，一同放回那逝去的年代里抒寫。回首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留下的，是特殊時期的心靈扭曲史。而正因了這痛苦和磨難，才更能映襯出老校對們的辛勞、聰明、正直和善良，打動我們的藝術力量就源于此。

黃裳是一位老報人、著名作家，倘若沒有人為的打擊，是不可能了解校對工作的。他兩次被貶，方有機會親處低層，有切身體驗，也才有了今天《談校對》這篇情意真切的文字。“二十多年前”他第一次降級至校對組后，體察到，把校對工作“排在最低一檔”的“傳統(tǒng)”的等級觀念是荒謬的。這不僅是因為校對在一旦報紙出錯時有“首先被記起查問”的極大風險，還在于“很大一部分差錯是由原稿造成的”，代人受過，豈不冤哉?有他親歷的事實為證——“鈐”、“鈴”之辨是也。其實，校對同志的知識是很淵博的，與他們相比，作家感到自己簡直成了“白字大王”; 校對同志是非常聰明的，不但辨識得出各種“名家”手稿，而且能改錯，能準確地猜測出“天書”。這第一次不過半年的校對生活，以作者一次偶然疏忽而被罰到“鄉(xiāng)下種稻”而告終，但他對校對同志的認識和敬佩，卻還剛剛開始。第二次當校對，是浩劫之初，形勢更令人惶惶不安，“校對組里危機四伏，不知何時就會出一個不知怎樣的‘錯’”，“我”終于承受不了這巨大的精神壓力，申請去干體力活，而且竟然覺得“擺弄幾百公斤的卷筒紙，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還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輕松得多”。他離開了是非之地，老校對們卻還在那里，他們的命運，會比“我”更好些嗎?當作者自稱“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對工作的偉大與艱巨”時，實際上還算不上“真正”。只有當終于有一天，一位老校對竟在其簽發(fā)的一條“戲目廣告”中出了“大錯誤”，被罰來體力勞動與“我”相見時，這“偉大”與“艱巨”的涵義才被真正揭示：“偉大”在于隨時可能蒙難，“艱巨”在于難以解脫的心理緊張。你看，校對同志雖然淵博、聰明、認真，卻總是以“錯誤” 結束工作，不可敬兼可憐嗎?

文章是夾敘夾議寫成的。敘述時，不緊不慢，有條不紊;議論時，也不聲色俱厲地猛烈譴責那些連讀者都深惡痛絕的現(xiàn)象，因此文章的風格顯得平和沖淡、輕松瀟灑，主題含而不露。表面上，作者通過自己的體驗，贊美了校對們的辛勞和不易，但這并非主題?！墩勑Α芬孕∫姶?，借我和校對們的命運，鞭笞那荒謬的、不公平的歲月，揭露那扭曲人的現(xiàn)實和壓迫人、傷害人的行徑，才是主旨所在。正如“大智若愚”一樣，此文大憤若平、大怒不沖，決不是健忘所致，而是作者“曾經(jīng)滄海”錘煉出的曠達樂觀人生態(tài)度的表現(xiàn)，使文章具有更高的境界。同時，這樣寫也是留有聯(lián)想余地，以勾起讀者深思以自明事理的巧妙藝術處理。不是嗎?當讀到最后一句“哈哈地笑起來”時，那尷尬，那悲憤，誰都可以品味出?！坝逕o淚”，其悲更甚啊!

(金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