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書法家田原為我書齋所書的“蝸之廬居”為題，以方成為我的肖像畫作比。方成以夸張手法突出我的大鼻子，若因此而抹去面部其他

器官，就不成其為我了。同樣道理，我這間十平方米的書齋，若不放進(jìn)木床、餐桌、衣箱、五斗櫥等家具，也不成其為“蝸之廬居”了。因此，我這個書齋，可稱“矛盾的統(tǒng)一體”。

既稱書齋，該有書桌書柜吧。原在我書齋內(nèi)，餐桌也是書桌，直到前年小女出閣，方購置一張書桌，填補(bǔ)了單人床的位置。我有一個老式書柜，書刊早已滿員，后來者，都被我堆在墻角或塞進(jìn)床底下去了。因此，每當(dāng)我寫文作畫，需要找尋資料而不得時，煩惱得借酒一澆胸中塊壘。

既稱書齋，該有古玩擺設(shè)吧。我家本是書香門第。老家有一間寬敞典雅的書齋?？箲?zhàn)爆發(fā)，敵酋占居我家，把歷代祖先收藏的珍貴文物，裝運(yùn)到日本國去了，從此我家成了破落戶。戰(zhàn)后我從重慶歸來，胞弟把劫后幸存的兩件古董交給我。一件是商周時代的觚，一件是木雕佛像。在我的書齋內(nèi)，總算有了兩件珍貴擺設(shè)，點綴風(fēng)雅?？墒窃诖鬅掍撹F時，為了響應(yīng)號召，那只觚“慷慨捐軀”。迨至“文化大革命”，我這個曾被國民黨特務(wù)追捕的漫畫作者，忽然間成了特嫌分子，關(guān)進(jìn)了地下室。老伴驚恐之下，一把火把佛爺送上西天去了。

斗室藏書

——怎么鉆床底?

——為你拿書呀!

　　　　　　王樂天畫

既稱書齋，該有珍版藏書吧。書柜內(nèi)目前僅存有上海著易堂出版的上下兩卷先祖子耆公的《紫蘋館詩鈔》，在張季直所作序言的書眉上，有祖父故友的眉批：“事變歸來，重理舊書叢中，檢出王子耆先生贈紫蘋館詩抄，所謂三十年前故友，幻如隔世再讀舊作，何幸如之”。即使這兩卷線裝書，也是劫后從街邊舊書攤上買回的。我還收藏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時代漫畫》和《漫畫生活》創(chuàng)刊號各一本。老一輩漫畫家都知道這兩家各分系統(tǒng)，前者主編魯少飛，作者有葉淺予、華君武、張樂平、廖冰兄、丁聰、張光宇、正宇昆仲等等。后者主編黃士英和黃鼎，主要作者有蔡若虹和張諤等等。去年紀(jì)念《時代漫畫》創(chuàng)刊五十周年，葉老召集在京該刊作者聚會，我?guī)Я诉@本創(chuàng)刊號赴會，大家以為我保存不少稀版古籍。其實，僅此一套而已。

既稱書齋，該掛有名家字畫吧。我書齋四壁都是漫畫家的作品，一幅是豐子愷的《努力愛春華》，一幅是葉淺予的《延邊長鼓》，一幅是齊白石的《蛤蟆圖》。讀者或許會問怎稱齊白石為漫畫家了呢?？墒怯袝鵀樽C的，畢克官寫的《中國漫畫史話》中，就專有一章談齊白石的諷刺畫。劉海粟在“年方八四”時，知我從事漫畫創(chuàng)作，寫了“紙上人間煙火，筆底四海風(fēng)云”十二個大字贈我，現(xiàn)在就掛在正壁上。另外，還掛了癱瘓整整七年的漫畫家米谷為我畫的兩只掛盤。

既稱書齋，該有個幽靜的寫作環(huán)境吧。可是每逢夏夜，書齋后窗底下，有些居民下棋打撲克直到深夜。前年中國青年報編輯為我呼吁，北京市委囑朝陽區(qū)委派街道辦事處主任等前來調(diào)查，個別居民卻說我是知識分子翹尾巴了。現(xiàn)在夏日又將來臨，驀然想起去年今日，在全國政協(xié)會議期間，趙超構(gòu)見我時說的那句話：“王樂天呀，你怎么成了王憂天了呀!”

(1985年5月11日《光明日報》)

賞析這是一篇富有時代性、幽默感和辛辣諷刺意味的妙文。

王家本是書香門第，在老家有寬敞典雅的書齋以及祖先收藏的珍貴文物?！段佒畯]居》一文，就通過這幢住房及其家藏文物的滄桑之變，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貪婪掠奪，也反映了“大躍進(jìn)”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摧殘文物的極左路線帶來的惡果?？v觀作者60年來的漫畫，或揭露美蔣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或為勞苦大眾鼓與呼并一灑同情之淚，或諷刺官僚主義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fēng)，無不與時代性息息相關(guān)。誠如國畫大師劉海粟所書：“紙上人間煙火，筆底四海風(fēng)云”。

幽默感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作者深諳個中三昧。以“蝸之廬居”命名書齋、作為文題并借此起興，便具有濃重的自嘲和諷喻的幽默感。隨之借題頭畫像中的“大鼻子”做文章，引人發(fā)噱。把書刊塞滿老式書柜，戲稱“滿員”，僅換一詞，把堵得慌的物態(tài)變?yōu)閿M人的動態(tài)了。把珍貴的商周時代的觚，輕率地投入煉鋼爐內(nèi)化掉，諷喻為“慷慨捐軀”，受當(dāng)時左傾狂熱影響的情態(tài)宛然在目。把古玩擺設(shè)性的木雕佛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予以焚毀，說成是“一把火把佛爺送上西天去了”，把當(dāng)時的驚恐、事后的惋惜，巧妙地化解為佛門的升華，貼切而饒有幽默。凡此種種，平添了許多文采和風(fēng)趣，把凝滯的苦澀轉(zhuǎn)化為輕快的“微笑”。這是幽默感帶來的美學(xué)效應(yīng)。

《光明日報》開辟“我的書齋”這個專欄是專為知識分子改善學(xué)習(xí)工作環(huán)境造輿論的。凡從無書齋到有書齋，從嘈雜局促的書齋改善為寬敞幽靜雅致的書齋，則以現(xiàn)身說法、實事求是地歌頌之：反之，則諷喻之、呼吁之，期望有所改善。《蝸之廬居》當(dāng)屬后者。因此，隨筆接連五段的開頭均為“既稱書齋”的反詰語，其忿懣之氣沛然，但這是不得已而訴之的啊!文中的每句話，句句皆實話也。

唐代大詩人劉禹錫被貶官時，身居陋室，作《陋室銘》以自遣。但是，他終究有“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那幽靜的小環(huán)境和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才引發(fā)劉禹錫借孔子之言，予以“何陋之有”的自慰!然而作者呢?固然他的《蝸之廬居》一文問世后，引起了有關(guān)部門的關(guān)注，安排他喬遷到北京西城區(qū)的一座高樓的三居室里“安居”了，條件似乎“改善”了;但因7口人擠居三室，作者僅得7平方米的書齋兼臥室以棲身，其局促之狀依舊，故而作者未能怡然“樂業(y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