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

二十五日重到了曾經流浪多年的上海，會見了幾個同難多年的舊友，離別了年余之后。

上海這個地方有點特別：不論你什么時候跑了來，你總可以發現一些新奇的東西，感到一種新鮮的情調。這次經過這里所看見的幾種新奇的東西之中，最易引人注意的是thebeautifulsex的服飾的變化。旗袍已經是遍地皆是的了，我們湖南的纖弱的婦女們不是已經在街頭陌上掃來掃去了嗎?這旗袍的流行真比什么學術教育的普及還傳得快。這事情大約不是流行的起點地方那半數同胞所能忍受的。現在她們為第一步的革命，先把旗袍的兩袖不要了。這是中華民國的女國民一年以來的第一大事業，第一大功績(這話恐怕錯了，恐怕應該歸功于她們之中的被壓在十八層地獄以下的一部;因為其余的都不過是這一部的模仿者，她們的智力，她們的才能還遠不如她們所輕視的這一部)。第二的大功績，她們成就在圍頸里頭。兩頭垂下一二個球兒跳來跳去的毛繩打的及絲光織的圍頸，已經自慚形穢，只遮遮掩掩地偶一出來;現在享有吻觸粉頸之光榮的幸運的圍頸，是毛繩打的圓形的一種了。從遠處看去，這圈兒好像一個美麗的盤子;盤子上面盛著一朵花也似的臉兒，動搖著，嬌艷欲滴的樣子。你只要一翻歐洲十七八世紀前后的歷史，你可以發見一二男人頭上有這類的頸飾，不過這里的人物是更美的一類，當然是更美觀的。有人說：科學的進步不過供給了我們一些美麗的女性，這句話在我們中國尤為恰當。

提及了十七八世紀，另有一段事情可以說說。英國的文學在十七八世紀不是很多Humour與wit嗎?從漢口經過的時候，在一個朋友家里，看見了許多北京的出版物。半年來常有朋友告訴我，說北京“幽默”盛行。我是不喜歡在近來的出版物里頭使靈魂去冒險的，所以“幽默”究竟是怎樣的一副尊容，沒有拜見的機會;這回在漢口可見到了。老實說，這怎么可稱Humour?充其量是wit罷。便是真正的wit，如果一個作者以wit始終，那是極可哀的一個悲劇，更何須說及劣等的wit呢?在一種權威過于使文藝界成為了畸形的時候，或則一種力量過于使文藝緊張了的時候，Humour的出現才能適當地奏它的效果。在我們這新興的沒有權威的文藝界，這種自詡“幽默”的文字，不外是作者自己不誠實的顯證。我們就從他們的文字看去，也隨處可以看出他們的態度缺少誠實。近來有許多的文章弄得更不成話。壞人名譽，暗刺冷譏，簡直是一些無聊的游戲筆墨，那里有Humour?自從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就有一班無聊的奸猾之徒，專以逢迎一般羽毛未豐的學子為事，不惜使他們永入迷途而不自覺。這種Cynics見了青年人的作品，必定加以稱贊;他們的意思無非要博群眾的歡心，鞏固自己的地位;至于結果可以使青年人驕怠，他們是不放在念頭的。最初關于小詩的吹噓，便是最鮮明的一種;后來小詩的氣泡兒被明眼人一彈炸破，于是“幽默”這個氣泡兒才又從這些cynics的口中吹起來了。這是所謂“幽默”的發生論。然而若沒有培養它的環境，它決不會滋長得如此繁盛的。這里我們可以認識一個暗流，那便是深印浮夸之徒的“好玩主義”。“好玩”這種淺薄的趣味，及以“好玩”為根據的所謂“幽默”，有這兩種東西彌漫文藝界的低空，真有價值的創作固不須說，就是真正的文藝鑒賞也是沒有發芽的機會的。

一年余的離別使我們這幾個不幸的男子，在各人眼里，顯出了可驚的變化。沫若在《新時代》上，把他心中的涅暑大諾夫槍斃了;達夫口吐赤血，酒量大衰;貽德熱心于繪畫，好像把文學的創作撇在腦后了;只有全平仍是一年前的故態;他對于我們幾個人的批評也很的確，他說我們漸漸變成現實的了。本來三十前后的我們，常被時間在不幸的長途上任情顛倒，怎能不漸漸成為現實的呢?但這不是說我們已經意氣銷沉，因為這種自我革命實是我們的生命活躍的一種表現;我們變成現實的，就如同永恒的生命在和暖的春風里漸漸地蘇醒轉來，帶了一倍的朝氣。我們自覺我們的全身全由新的生命力充滿著，我們將不斷地自我革命，將不斷地創造著前往。

明日有船，余到廣州再寫。

三月二日，仿吾

(1926年上海創造社出版部《洪水》第2卷第1期)

賞析這是一篇文藝隨筆，主要論及文藝上的幽默問題。

本文論幽默，在用筆和行文上也都顯出輕松幽默的情趣。文章從上海印象入筆，由女性服飾的變化，旗袍的流行、圍頸的新花樣，說到十七、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幽默(Humour)和機智(wit)的盛行，然后轉入正題，談對泛濫北京文壇的幽默文學的感受。筆觸輕松，過渡自然，時露調侃意味。

說到幽默，作者以為不能是為幽默而幽默，故作幽默，那便失了它的意義。幽默不僅僅是一種風格趣味，它首先表明作者的人生態度。幽默之生，是“在一種權威過于使文藝界成為了畸形的時候，或則一種力量過于使文藝緊張了的時候，Hu-mour的出現才能適當地奏它的效果”。即是說幽默是對一種過分壓抑的文壇和社會的反撥，而不是人為的故意的張揚。

其次，作者認為幽默和諷刺一樣，應該心存一個“誠”字，對人、事抱“誠實”的態度，以溫婉的筆墨出之，不能“暗刺冷譏”，有意張大其辭。這與魯迅的“秉持公心”、“旨微語婉”的說法是相近似的。對那些冒幽默之名，玩弄文字游戲的現象，作者深為不滿，并給予了嚴正的批評：“壞人名譽，暗刺冷譏，簡直是一些無聊的游戲筆墨，哪里有Humour?”

創作與鑒賞、批評是相輔相成的，健康的創作傾向是需要科學的文藝批評加以引發誘導的。作者認為批評家對于作家和讀者是負有引導的責任的，應該有助于養成他們的健康高尚的審美情趣，造成一個有利于藝術健康成長的環境。如果抱了“逢迎”和“好玩”的態度，就會把藝術引入“迷途”，而幽默的漫滋，便是被“大儒”派批評引入了誤區。文章還引了“小詩”的興衰為例。小詩是20年代初期，經周作人等的提倡而興起的一種詩體。在形式上仿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抒情哲理小詩和日本的“短歌”、“俳句”，以簡短的詩行，表現作者剎那間的情緒感受，著名的如冰心的《繁星》、《春水》，一時仿效者頗眾。但不少詩作形式上缺乏創造，且理勝于情，1923年后便消歇了。

最后，作者還談到了創造社諸人創作風格上的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化。本文因屬書信體文藝隨筆，因此，寫法上的突出特征便是隨意而談：描繪世態風習，抒發人生感受，記錄文壇現象，闡發藝術見解。這既能給人藝術的啟迪，也能使人窺見時代或人的風采，讀來饒有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