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蓀同志：

四月三十日手書奉悉。

前信囑為大作《記風雨茅廬》(恕我已忘原名)作序，我因為和郁達夫先生生前并無什么交往，他又是文壇前輩，由我以后學身份為此書寫序，非適當人選，曾以此意奉報懇辭，我說的是實情，也可以算是“瓣香之誠”。而你以為是謙詞，意在婉卻，又歷舉古來后生為先賢作序之例，以不愿“闡幽彰潛”見責，這實在是一種誤會。但我之所以不欲從命，的確也另有些秘而不宣的意思，如果你認為說話不妨直率，我也可以推誠相告。魯迅先生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說：“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而現在借回憶或悼念之名，攀龍附鳳，甚至虛構造作，藉以招搖的風氣很流行，已經使識者齒冷。我避嫌不遑，更不想參加這種合唱。——我過去也寫過不少涉及前輩或名流的文字，但我一定把彼此的地位關系說清楚，決不含糊混充，拉平身份，故示親昵，以蒙騙青年或不明真相的讀者。

但我這個話，并不是指你和大作而言。我對達夫先生很景仰，不僅因為他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者，尤其為他埋骨南荒的英雄行徑和悲壯結局所感動。評論界過去狃于“左”傾成見，對達夫先生不但評議失當，而且多所誤解。深入研究，提供資料，還其本來面目，義不容辭。我是浙人，達夫先生移寓西湖后，你和他有過從，我曾有所聞。讀《記風雨茅廬》所述，材料實在，鑿鑿有據，也沒有什么賣弄玄虛的跡象，讀來感到翔實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緣，名士偉人，也不例外。如確曾親炙者，不論深淺，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著誠實謹嚴，忠于歷史，忠于自我的精神，為一得之貢。就此而論，那么大作自有其不可頂替的價值，似乎大可不必請旁人作序，聊資點綴;寫得不好，更成蛇足了。

如果你認為這些意見可聊備一說，可以附驥大作之末，那么我也不反對。此請

久安!

柯靈

1983年6月26日

《柯靈雜文集》

賞析黃萍蓀寫了一本回憶郁達夫的書，兩次函請柯靈為之作序。這是柯靈的第二封復信。談了不愿作序的原因和對該書的印象。文字不長，卻相當深刻、精妙。

何以不愿為該書作序呢?文中提到上次復信說是出于“瓣香之誠”，意即對前輩的尊重。這第二封信才進而說出了也為避免“攀龍附鳳”之嫌。我們知道，巧借回憶名人以“沽名獲利”者古已有之，然而于今尤甚，正如作者所說不惜虛構造作，而且已經成了文學界的流行風氣，令人感到“齒寒”。因而盡管對郁達夫十分敬重，書的作者又是自己的朋友且兩次懇請，卻始終不愿參加這樣的大“合唱”。于此可見作者的情懷可是怎樣的謙虛、恬淡，而對“攀附”之惡俗又是何等的深惡痛絕。

那么對前賢、名人的回憶或悼念的文章竟該杜絕嗎?而且黃萍蓀的這本書也是為了“沽名獲利”嗎?不然。作者說自己對郁達夫這樣的新文學先驅素來景仰;對他死的悲壯且又埋骨南荒的結局十分感動(文中四次提到郁達夫，也四次稱為“先生”);由于“左”傾對郁達夫造成的偏見、誤解，自己也恨不能立即糾正過來;對郁達夫進行深入研究，還其本來面目乃是義不容辭的任務。而黃萍蓀的書也正是這樣“材料實在，鑿鑿有據”、“忠于歷史、忠于自我”的著作，而絕非“虛構造作，攀龍附鳳”之舉。故而文章最后說：“如果你認為這些意見可聊備一說，可以附驥大作之末。”因為，這樣做，既表達了對郁達夫之“思”，也肯定了該書之“功”，又避免了參與大“合唱”之“嫌”，還體現著對流俗之“惡”。淡然一語，四全其美，真是妙極!然而不論對友人還是對著作，除表示了一個“實在”的印象之外，竟無只言片語相夸贊。真正的實事求是，全無世間半點俗氣!

讀過該文，不由想起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正直文人的情操，如：是非分明，不慕榮利，襟懷磊落，浩然正氣，等等。當然這里對此有了發展，甚至是升華，成了新道德、新風尚的重要組成部分，使我們受到深深的感染和啟示。

短文的語言樸實，洗練，富有意蘊和情味。本文有幾層意思，又幾經曲折，然僅用八百多字便表達得十分清晰而有力，又寄寓著那么深切的感受和認識，讀來不能不怦然動心，且嘆賞久久。這樣的語言有如巖層深處涌出的泉水，純潔，晶瑩，卻又飽含著大地的沉思和激情，既與山石相婉轉，又任心志而奔騰，使得游人留連忘返而又深思遐想，感到心曠神怡且又回腸蕩氣，不由地增添了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