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銖《卜算子》原文與歷代鑒賞評論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編年】

洪邁《夷堅志》庚卷十、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七、《全宋詞》等均斷為嚴蕊詞，實高宣教于淳熙九年(1182)作。朱熹《晦庵集》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狀》云：“一、據(jù)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蕊等制造衣服，其嚴蕊等亦已供招件數(shù)在案分明。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蕊情涉，交通關節(jié)，及放令歸去。今據(jù)通判申，于黃巖縣鄭爽家追到嚴蕊，據(jù)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蕊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干人并無阻節(jié)。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固與嚴蕊逾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親戚家，說與嚴蕊，‘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向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仲友復與嚴蕊逾濫。仲友令嚴蕊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據(jù)此，《卜算子》一詞為高宣教作，嚴蕊唱于唐仲友所設宴會。據(jù)王懋竑《朱子年譜》卷三云：“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七月，奏劾前知州唐仲友不法。八月，留臺州乞賜罷黜。”則知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狀》于淳熙九年七月間作，而高宣教《卜算子》詞作于該年五月十六日。

【附錄】

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臺妓嚴蕊》：天臺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臺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客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strong>湍議依≡?之而歸。其后朱晦庵以使節(jié)行部至臺，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有濫。系獄月余，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而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jīng)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zhèn)危M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代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六《帝王經(jīng)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

仲友后守臺州，與朱子相忤，為朱子所論罷，故《宋史》不為立傳，惟王象之《輿地紀勝》稱其博聞洽識，尤尚經(jīng)制之學。又朱右《白云稿》有題宋濂所作仲友補傳云，在臺州發(fā)粟賑饑，抑奸拊弱，創(chuàng)浮梁以濟艱涉，民利賴焉。則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臺妓嚴蕊》一條，其事跡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嘉錫案：《提要》此條既極為仲友平反，又于孔平仲《珩璜新論》條下論之云：“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xié)于程子，栗與仲友不協(xié)于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蓋皆據(jù)《齊東野語》，謂朱子之劾仲友，乃為陳同父所構故也。今考《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條云：“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臺，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jiān)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臺，適唐出迎少稽，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又卷二十《臺妓嚴蕊》條云：“天臺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閑作詩詞，有新語。朱晦庵以使節(jié)行部至臺，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系獄月余，蕊雖備受棰楚，而一語不及唐。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夫陳同父學雜縱橫，為人豪放，不矜細行或有之。若謂其交構朱、唐，設詞陷害，竟類小人行徑，當亦決不至此。至謂朱子因入同父浸潤之譖，挾仲友睚眥之嫌，遂摭拾其罪以入奏，類于鍛煉周內，以快其報復之私者，此宜自好者所不肯為。朱子縱不得為大賢，不可謂非讀書識道理者，豈其度量之褊狹，心術之忮刻，一至于此乎，按《夷堅志》支庚卷十云：“臺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fā)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百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系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點刑獄，因疏決至臺，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云，岳即判從良。”宋邵桂子《雪舟脞語》載明鈔本《說郛》卷五十七，題為宋末國初人。按：《萬姓統(tǒng)譜》卷一百三云，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咸淳七年進士第，任處州教授。棄官歸隱，鑿池構軒其上，名曰雪舟，則桂子蓋宋之遺民入元者。云：“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臺州。朱晦庵為浙東提刑，數(shù)不相得，至于互申。悅齋悅官妓嚴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決，蕊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蕊奴賦《卜算子》，末云云，憲笑而釋之。”與《夷堅志》合，均不言有陳同父構陷之事。宋吳子良《林下偶談》卷三云：“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于度數(shù)，居與陳同甫為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zhèn)b氣自負，度數(shù)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為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shù)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同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臺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于臺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臺州倅，按：高文虎字炳如。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為浙東提舉，按行至臺，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為鄉(xiāng)人，先密申朝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shù)，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所記與諸書又不同，亦不知其信否?子良寶慶二年進士，嘗從葉適游，與朱子洪邁亦同時，但年輩較后，所記當?shù)弥畟髀劇Ｎ┚推溲杂^之，則同父雖與仲友有夙憾，然并無狎妓囑仲友為脫籍之事，仲友卻與嚴蕊私，且縱子弟通賄賂，同甫據(jù)實以告朱子，并非憑空誣構。朱子身為監(jiān)司，既知所屬郡守之貪淫，自當按劾，亦非挾嫌報復也。子良所記，既與周密傳聞異辭，密后于子良數(shù)十年，《提要》果何所據(jù)而信其所言皆實錄乎?考陸九淵《象山文集》卷七《與句熙載書》云：“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余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核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從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暖昧去，議者冤之，此尤可笑。”然則當時仲友之黨，為之嗚冤者，不過謂臺州之獄，為吳洪所醞釀，未嘗涉及陳同父。象山尚以為可笑，蓋謂仲友之被劾本自不冤，而朱子非受人之譖者也。然吳子良及周密所記雖不同，均謂其事起于同甫，疑出于里巷流傳，取吳洪之事傅會之于同父。蓋流俗人不知有吳洪，以同狀元及第，婦孺皆知，又嘗游天臺，且與朱子友善，談者易于裝點故也。案《晦庵文集》卷十八十九按唐仲友凡六狀，其第一狀云：“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臺州流民四十七人，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xiāng)里。臣續(xù)訪聞知臺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是朱子之至臺巡按，乃為邑有流亡，非因部內冤獄，周密所記，即已不免差誤。其第四狀云：“今據(jù)通判申，于黃巖縣鄭奭家追到嚴蕊，據(jù)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蕊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仲友因與嚴蕊逾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蕊，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十七日，仲友令嚴蕊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其《卜算子》詞與洪邁、周密、邵桂子所記正同，乃作于唐仲友放令逐便之時，非作于岳霖判令從良之日。且為高宣教所撰，而非嚴蕊所自作。洪邁所記，得之于其弟景裴，見洪自注。自屬傳聞之誤，周密又從而傅會之，真可謂齊東野人之語矣。邁謂唐與正頗屬目于蕊，朱子發(fā)其事，未嘗言其事之必無，子良且言仲友實與官妓有私，而密生數(shù)十年后，乃極口為之呼冤，自謂得之天臺故家。案吳子良籍隸臨海，見《宋詩紀事》卷六十四即臺州之首縣，自記其鄉(xiāng)里之事，而與密大不同，則密所謂天臺故家者，或嘗受仲友之私惠，不免于黨同伐異也。狀載嚴蕊供詞甚詳，而密謂一語不及唐，以《卜算子》詞推之，其言又豈可盡信乎? 夫唐、宋之時，士大夫宴會，得以官妓承直，徵歌侑酒，不以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懷樂籍，形之歌詠者，風會所趨，賢者不免。仲友之于嚴蕊，事之有無，不足深詰，即朱子所舉仲友罪狀，貪污殆無人理，如偽造官會之類，亦疑其不如此之甚，或不免為吏役小人承望風指，故甚其辭。且按治賊吏，縱不得直，亦于朱子無損，況仲友既已因之罷官矣。而講學之家，必仇視仲友，斯誠可以不必。然后之與理學為仇者，因不滿于朱子，遂一反其所為，極力為仲友開脫，據(jù)周密一人之詞，以為平反。一若周密著書，動成信史，朱子按狀，純構虛詞者，而不知密之所言，與事實固多抵牾不合也，是亦不可以已乎?朱子劾仲友所支公使庫錢數(shù)萬貫，雖據(jù)庫子等所供，然皆有簿書可憑，見第四狀第六狀則未必盡出深文。而仲友于婺州本籍，開有彩帛鋪、魚鲞鋪、書民，見第三狀以二千石而躬為市井之事，固已非士君子之所當為。且家設書坊，而于臺州開雕書籍，仲友所刻《荀子》，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所載刻工蔣輝十八人，姓名皆與朱子按狀合。家市彩帛，而于公庫變染紅紫，其亦異乎古之拔園葵與不燒官燭者矣。謂其立身有本末，且進而許為君子，不亦過乎!至朱子謂仲友催稅急迫，致使民戶流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虐饑民。見第二狀而朱右謂其發(fā)粟賑饑，抑奸拊弱，朱子謂仲友造置浮橋成了，專置一司，以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船舡，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節(jié)搜檢。見第三狀而朱右謂造浮橋以濟艱涉，為民所利賴，各執(zhí)一詞，動相矛盾。然朱子之劾其催稅嚴峻，則有人戶論訴可據(jù);劾其就浮橋收力勝錢，則有簿歷可照，是即坐兩造于庭以折斯獄，亦當以人證為斷，不可以空言爭也。不知宋濂、朱右輩之為仲友平反者何所據(jù)耶? 《象山文集》卷七有《與陳倅書》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jié)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眾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于九重，特達于群疑之中，圣鑒昭然，此尤可喜。”夫象山固與朱子講學不協(xié)者，而其論朱、唐之事如此，其出于人心是非之公可知也。仲友同時為朱、陸所痛惡，則其為人必得罪于君子，被劾而為眾人所快，則其居官必得罪于士民。《提要》乃據(jù)朱右一人之單詞，稱其立身自有本末，夫朱、陸兩大儒之不信，而信朱右乎? 同時之人之不信，而信數(shù)百年以后之人乎? 仲友之為人，除為宋濂、朱右所稱外，無其他煊赫之事跡，其撰述自《經(jīng)世圖譜》外，亦無名世之著作，即令朱子之劾治，純出陳亮之誣構，而其人亦斷斷非劉安世、蘇軾之比。紀曉嵐之作《提要》務與朱子為難，遂致?lián)P之太過，仲友亦何幸而得此。然儒者知人論世，當求協(xié)于是非之公，若挾持成見，以快其議論，則亦何所不至哉。漢學家例不喜宋儒，而宋儒之中尤不喜朱子，故于朱、陸之爭，輒右陸而左朱。而于朱、唐公案，又抑朱而袒唐，向使知象山之論朱、唐者如此，必將爽然自失矣。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唐說齋交鈔序》云：“詳考臺州之案，其為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揚、王、韓四書，未為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善善從長之心也。或言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構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為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朱子復起，或以予言為然也。”此其言較為持平，過于《提要》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