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中國古代小說代表作品·明清小說·施耐庵與《水滸傳》

《水滸傳》(亦稱《忠義水滸全傳》或《水滸全傳》)，是我國小說史上首部以純白話寫作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它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特別是英雄人物群像，蘊含著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幾百年久傳不衰，不僅在國內擁有最廣大的讀者群，而且早已越出國門，列入世界文學名作之林。

作者與版本

一、本書作者

這一名著，其作者是誰?是施耐庵，還是羅貫中?或者施、羅合作?一直在學術界爭論不已，由于缺乏作者生平的確鑿歷史資料，一時難以定論。

其實，《水滸傳》同《三國演義》一樣，不是一人一代之作，也是經過多少代的醞釀，然后由民眾、藝人和文士的集體創作而成書的。不過對它進行最后的藝術加工成為一部杰出的長篇小說，雖然當今有些排印本，署名為施耐庵、羅貫中，但是最具代表性人物，則是施耐庵。

《水滸傳》成書的演化過程是這樣的：水滸故事在南宋時就已流行，并逐步進入話本與戲曲。據元代《大宋宣和遺事》關于“梁山濼(泊)聚義本末”的敘述中，“水滸”人物已有三十六人，文字雖短，但紀事已具規模，自劫取生辰綱、楊志買刀、宋江私放晁蓋、劉唐下書和宋江殺閆婆惜以及征方臘等等情節，俱有記載。南宋羅燁《醉翁談錄》，縷列話本名目上，就有“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等篇目。在宋末更有畫家龔開為三十六人作像贊，李嵩之流，也為他們畫起像來。待到元代，在舞臺上已搬演過若干“水滸戲”，李逵、楊雄、武松、燕青和張順等都成了雜劇的主角。從南宋至元代末葉，就是《水滸傳》成書前的孕育時期。及至明初各種條件逐步成熟，一部嶄新面目水滸故事小說，就應運而生了。這是因為元末農民大起義風起云涌，群眾反抗運動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可歌可泣事跡之多，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樣，就產生了用長篇小說再現這個農民大革命面貌的客觀要求。于是，思想敏銳的作家施耐庵即毅然挺身而出，承擔了這個歷史使命，終于花了多年心血，向社會獻出了這部偉大藝術品《水滸全傳》。

施耐庵的生平，自從一九五二年《文藝報》發表了一系列新發現資料以來，近些年又有一批新材料，是屬于以前資料的續證與補充。經有關研究者的證偽和證實的艱苦探索，截至目前為止，大體可以探明其生平狀況如下(參用劉冬之說)——

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具體生活年代，據其宗族神牌及族譜記載：生于元成宗貞元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在世七十五歲。相傳，他為舟人之子，十三歲入滸墅關私塾讀書，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歲中舉人，三十五歲舉進士。三十五歲至四十歲之間，曾官錢塘二載，以與當道權貴不合，一任未滿，即懸印而去。后歸蘇州著書。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吳，先征不應，后曾入幕。至正二十三年(1363)離去，至常塾河陽山(今屬江蘇沙洲縣)，在江陰祝塘一帶教書。洪武初自江南北去，歸興化，定居白駒鎮(今屬大豐)。洪武元年至三年間，劉基曾至白駒訪問，欲薦為官，辭不就，卒于淮安，著有《水滸傳》。生平曾與劉基、魯淵、劉亮和顧祖逖等相友善。羅貫中為施耐庵之門人。

二、《水滸傳》之版本

《水滸傳》的版本很多，情況比較復雜。大體分類，有簡本、繁本兩大系統。簡本特點是：文簡事繁，包括全部故事，但文字粗糙，甚少描寫。繁本特點，則是文繁事簡。現今流傳下來的主要版本有三類：

百回本 明嘉靖年間的郭勛刻本(存殘本)，明萬歷十七年(1589)翻刻郭本的天都外臣(汪太涵)序本和萬歷三十八年(1610)的容與堂翻刻的李卓吾批本。這些版本的內容，包括梁山聚義，受招安，征遼、征方臘，而無征田虎、王慶的情節。一般認為郭本比較接近祖本原作，現有中華書局影印本和人民出版社的排印本。

百二十回本 明萬歷末袁無涯刊刻的楊定見序本。此本在百回本基礎上，增加了征田虎、王慶的故事。現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

七十回本 這是金圣嘆的刪改本。他偽托“華貴堂所藏古本”，刪去了原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偽造了盧俊義的一個“噩夢”(梁山英雄一網打盡)作為結束，又把第一回改成為“楔子”，對書中的文字，也作了一些修改與潤色。這是明末以來最流行的版本。現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就是以金本為底本，刪去他的序文和批評，把“楔子”按原來面目，略加剪裁，改為第一回。而把最后一回“驚噩夢”，恢復為“排坐次”，全書成七十一回本，并進行了校勘，加上了注釋。中華書局還影印了金圣嘆的《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

題旨與文學價值

一、《水滸》題材與故事單元

《水滸傳》是一部反映我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杰出小說。它通過梁山起義軍的成長、發展和失敗的過程，形象而生動地再現了封建社會農民革命活動的真實。雖然它長期以“小說”流傳于社會，但其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卻非完全虛擬。宋代正史里有三處記載著宋江農民起義軍的活動。以《張叔夜傳》記載得最為詳細，照錄于下——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張叔夜使間者覘共問，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馀，載鹵獲。于是幕死士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令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翻閱史書記載，是簡單事件，而在《水滸》小說中，卻演成了波瀾壯闊斗爭的精彩畫圖。這是作者將《水滸》成書前流行于民間的許許多多水滸故事，加以串連與綜合，而最后演成一部擁字近百萬的長篇小說，故事眾多，頭緒紛繁。近人文學史家鄭振鐸有鑒于此，特進行了疏理，分列成二十幾個單元。特照錄原文如下——

(1)3-7回：王進、史進、魯智深; (13)52-54回：柴進;

(2)7-12回：林沖; (14)55-60回：高俅;

(3)12、13、又17回：楊志; (15)61 -63回：盧俊義;

(4)13-16回：生辰綱; (16)64-71回：關勝等(打曾頭市);

(5)8-20回：小奪泊 (17)72-75回：李逵;

(6)20-23回：宋江; (18)76-80回：童貫、高俅;

(7)23-32回：武松; (19)81-82回：受招安;

(8)32-42回：宋江; (20)83-89回：征遼;

(9)43回：李逵; (21)90-100回：田虎;

(10)44-46回：楊雄、石秀; (22)101-110回：王慶;

(11)47-50回：三打祝家莊; (23)111-118回：方臘;

(12)51回：雷橫、朱仝; (24)119-120回：大結束。

附注：

鄭振鐸在一九五九年《光明日報》 發表 《中國小說八講》 一文。其中將《水滸》 同 《三國演義》 合為第四講。他把水滸故事歸為二十四個單元，如刪去宋江、李逵重復計數，則為二十二個單元。

二、《水滸傳》題旨何在?思想價值是什么?

對于這部小說的題旨，即對它的思想意義的理解與評說，要注意這樣兩個前提;一是據以評說的是什么版本? 因為《水滸傳》版本眾多，一百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以及七十回本，內容有簡有繁，思想也有參差，對其價值的論評，當不可同日而語;二是，以故事結局來論定思想價值。以農民起義失敗的悲局為結局，同以農民起義成功為結局，當然，其評價就不一樣了。這兩條是互相聯系的.七十回本，沒有“招安”的情節，評說就不那么繁雜了。

現在，本書介紹的是岳麓書社出版的排印本《水滸全傳》，評說當以此版為依據。

那么，應當怎樣評價呢?

從文學批評史上看，對《水滸》的看法，曾經歷了五次大變化：①明代評價此書的主流論調是“忠義論”;②清代主流論調為“非忠義論”(由于歧說較多，姑以此名之);③晚清至五四運動時期，則以“民主、自由、平等，反封建專制”為主流;④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以“農民革命教科書”為主流;⑤“文革”期間，曾一度以“宣揚投降(主義)”為主流;⑥“文革”后、改革開放期間，進入第六個變化時期，究竟以什么為主流?正在重新探討、疏理中。

面對上述種種說法，究竟應取何種評價呢?

對于一部《水滸傳》這樣的小說，各代各時期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異說呢?我想，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是：由于《水滸傳》有多種版本，針對不同版本，作不同評說，是理所當然之事。比如對于載有“招安”內容的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其說就不能同沒有“招安”情節的七十回本與七十一回本一樣。明代的批評是以一百回以上版本為主體的，而清代以后至五四時代，則據以評說是金圣嘆削刪后的七十回本。當今，各種版本都在社會上流傳，其評說當依不同版本而定。

因此，我認為要對《水滸》作出正確評價，首先要區分版本而進行。這是正確的，是評論的前提條件。但在具體進行中，還得注意以下一些情況，加以實事求是的評價。

第一，首先確立四個區別：①將全書總傾向與個別或部分情節區別開來;②將起義軍首領觀點與從眾之言行區別開來;③還要把作者指導思想與全書客觀效應區別開來;④最后還有一點，即使是一個人物，也要將前后變化，乃至其言與其行，加以區別。

第二，正確理解“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梁山泊生活方式(也即社會模式)”的真意。以下分別加以詮釋——

官逼民反——這里有個站在誰邊的立場問題。作者以農民為立足點，因此，認為農民奮起造反，朝廷若干“命官”也被“逼上梁山”，其根本在統治者，而不在他人。正是統治者的“自我作孽”、“亂自上作”;造反者是“正義的化身”，聚眾造反，是歷史的必然，而舉兵鎮壓造反，則為不義之舉。這是從“以民為本”的立場出發所作出的正確判斷。如果站在統治者一邊來看“水滸現象”，就會將“盜賊”、“作亂”、“離經叛道”等等帽子橫加在起義者身上，其書也會被誣之為“妖言惑眾”的“誨盜”之書。并祭起“報應”黑旗(“子孫三代皆啞”等)，禁止流傳，直至焚毀。

替天行道——這是我國歷史上長期流行的先進意識——“民本主義”歷史觀的反映。先哲所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見《尚書》)。這是說，人民的意志與呼聲，就是天的意志與呼聲。作者理解這個哲學觀念，因此，取“民本思想”作為《水滸傳》的指導思想。否則，怎能把“民”當頭的紅線自開篇至書末，貫串始終呢?那么“天道”是什么?在這里就是“人道”、“民道”，也是俗語所說的“天理良心”。至于誰來行使這個“天道”呢?作者給出的答案，也很明確：當然是被壓迫的廣大民眾，也就是梁山泊好漢及其領袖們。

梁山泊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以現代語說，即“梁山泊型的社會模式”。這在書中“梁山泊英雄排坐次”后邊有篇言語，說明這里(梁山泊)是：“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而且“識性同居”，“隨才器使”，等等。看來，儼然是一個“大同世界”(見《禮記》所述)。即使將來實現人類最高理想共產主義社會，其人與人之關系，也不外乎是“異姓兄弟關系”而已。其時，梁山泊武裝集體實行的平均主義，似乎已透露了某些曙光。當然，嚴格說來，它只是個體農民的樸素政治理想，是一種原始的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心理觀念，自然是不能實現真正的科學共產主義的。施耐庵在書中設計的這個理想社會藍圖，雖然還只是一個中國式的“烏托邦”，但也有人認為，仍不失為邁向真正社會主義一個理想階梯。

梁啟超認為《水滸傳》是民主、民權思想的萌芽。在《小說叢說》中，他給此書說了很多好話，在此，略摘一段與大家共鑒——

“忠” 有其二： “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據亂之時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時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豈得謂之忠乎? 吾觀《水滸》 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說者，可援《水滸》 以為證，豈不謂之智乎? 吾特悲世之不明斯義，污為大逆不道。

綜上所述，可知《水滸傳》之題旨是：反壓迫、反奴役，有福同享，有禍共當;實行的是梁山泊型的社會模式。雖然，他們未能提出今后的理想社會藍圖，但他們卻對天盟誓：“但愿共存忠義之心，同著功勛于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三、《水滸傳》的文學價值

《水滸傳》描寫了北宋末年一次農民起義從成長到失敗的全過程。它寫的不是少數人的生活史，更不是那些才子佳人的愛情史。它涉及的描寫面最廣闊，所納的內容最豐富，人民性、思想性也最為深厚。它的文學價值，自然也是最高的。這里，只舉犖犖大者述說幾點。

(一)它是從演繹史傳人物到描繪傳奇英雄的開路先鋒

從講史的《三國》到傳奇的《水滸》，正好跨越了一個階段——一個由歷史人物的演繹到傳奇英雄的升華。因此，兩部書的性質和風格各異。《水滸》故事，是以歷史的某一片斷加以剖析，不是歷史的全貌;其人物，也是“從人民里走出來的英雄人物”(鄭振鐸語)。

現在，看看他們究竟是一些什么人物?據有些研究者分析，水滸人物的出身，約有六大類：

①平民——李逵、白勝、石秀、武松、劉唐、時遷、燕青和“三阮”;

②官吏——晁蓋、宋江、朱仝、雷橫、楊雄、戴宗;

③地主——史進、柴進、盧俊義、李應;

④武將——林沖、楊志、魯達、關勝、索超、董平、花榮、徐寧、秦明、黃信、孫立、呼延灼;

⑤技藝者——吳用、公孫勝、安道全、皇甫端、湯隆、蕭讓、蔣敬、金大堅等;

⑥地方勢力及強盜等——王英、孔明、孫二娘、李俊、張橫、張順、穆春、陳達、楊春、燕順、周通等。

這些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游離分子”，都因為一個原由，即“官逼民反”而被迫會聚于梁山泊，干起了驚天動地的反壓迫、反盤剝、反貪官的起義大事來。這些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有別于歷史上許多小說人物：他們心中裝著自己，也裝著民眾;他們為自己雪恨復仇，也為廣大民眾正義而抱不平。于是，他們高舉的旗幟上寫著：“官逼民反”、“劫富濟貧”和“替天行道”!他們自上而下的整個起義隊伍，鎮日價地用流汗、流血和犧牲去實現自己這些口號。這也是他們大舉起義的目標。

(二)藝術地再現“官逼民反”和“逼上梁山”的封建社會現實

在書首讓反面人物之魁首高俅先上場，目的是讓他帶出同類人物、北宋亡國皇帝徽宗趙佶，從而勾劃出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丑惡面目，表明“亂自上作”。同時，揭露了高俅橫踞殿帥府太尉的朝廷高位，仗勢欺人，陰謀陷害，排斥異己;并以王進“私走延安府”、林沖逼上梁山的事實，暴露了高俅之流的陰險狠毒心腸。這就很自然地引出英雄聚義，反抗官府的題旨。

高俅是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他拉攏京城內的蔡京、童貫一伙權奸和地方上一大批貪官污吏(如高唐知州高廉、江州知府蔡得章和大名府留守梁中書，以及華州賀太守等)上下串聯一起，構成一只害人虐民的大黑網;同時，又勾結各地惡勢力，比如土豪惡霸鄭屠、毒死武大郎、勾引其妻的暴發戶西門慶、暗取獵戶“雙解”獵物老虎，反以擄財罪名法辦的地主毛太公和擁有地主武裝同梁山為敵的祝朝奉父子，等等。他們結交官府，獨霸一方，恃財仗勢，魚肉鄉里;還網羅一些鷹犬爪牙，為虎作倀。

就是這樣的黑暗統治，使得一群群底層民眾奮起反抗，嘯聚梁山結義;也逼得一批批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人士，在走投無路后，投入了農民起義行列。《水滸》就是這樣地用活生生的情節，廣泛深刻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與罪惡，盡情地熱烈歌贊了勇于反抗的各類英雄的業績，從而生動地再現了北宋末年的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的殘酷現實。

梁山英雄在聚集水泊之前，許多都在社會上有過報仇雪恨、打擊土豪、懲治貪官、劫富濟貧和反抗官府等等仗義行為。不過，這些活動，都是一種“單干行為”，雖然也使統治者膽寒心驚，但威力還不大。自從聚義梁山，起義隊伍不斷壯大，形成一支強大武裝力量，不時地攻打州府，打擊官軍，消滅地主武裝，真正成為勢聲浩大的農民戰爭。三打祝家莊和智取大名府等許多大小戰爭實例，都說明農民起義軍能夠正確運用戰略戰術，而且紀律嚴明，克敵制勝，震撼了封建王朝。這也是朝廷調配力量，軟硬兼施，千方百計地要消滅這支農民起義軍的原因。

第三，體現了農民戰爭的規律，利于后世從正反兩面吸取教訓

我國曾經有過多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其前途，往往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具體途徑有四：一是全軍覆沒，銷聲匿跡;二是被招安，變成封建王朝鎮壓人民的工具;三是打下了山江，自己做皇帝，成了統治貴族，但仍是封建王朝，換湯不換藥;四是自己打下江山，而成果為別人所攫取。總之，沒有一次農民革命是真正成功的。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歷史的真實。

正是著眼于此，我們認為施耐庵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全傳》(包括一百二十回本)，以悲劇作為全部故事的結束，更能再現歷史的真實，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成果，對人們的認識作用會更大、更深刻。當然，這不反對以正劇來作小說的結束。

不妨看看作者在后半部寫了“受招安”后的結果是什么?原來的起義英雄，不但沒有飛黃騰達，安享榮華富貴，反而是：不是陣亡，就是殘廢，或者出家，或者吊死墳前，梁山的一百零八將，最后只剩了二十七人;最終，連起義領袖、招安竭力提倡者宋江，也逃脫不了死于毒酒的悲慘下場，以大慘局結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運動。試想，對于招安后，遭遇如此悲慘前途，還有誰會去企求它呢!基于這一認識，那些把《水滸傳》給予“宣揚投降”的定調，并不符合全書的總傾向。不過梁山英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現象，卻是真正存在的。連最堅定的反抗者，李逵與魯達，也只是反對壞皇帝，而擁戴好皇帝。說明“皇權”思想普遍存在，影響深遠。因此，對寫于幾百年前的農民起義故事，今日的讀者是不應苛求的。

卓越的藝術成就

《水滸傳》的藝術成就是巨大的，古今均受到極高的贊賞。清人金圣嘆，雖然不喜歡它的農民起義題材，但是，對此書的藝術技巧推崇備至，無以復加。他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又說：“《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還說：“《水滸》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的性格，都寫出來。”他還為《水滸》的寫作方法，列出了十五條“文法”。是的，它的寫作技藝實在高超，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這里，著重講三點：

一、運用多樣手法，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

塑造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施耐庵的巨大功績。正如劉大杰所說——

《水滸》 的寫人物，不同于 《西游記》 的寫神魔，不同于 《儒林外史》 的寫士子，更不同于《紅樓夢》 的寫名門閨秀。它所寫的大都出身貧賤的好漢，生龍活虎的英雄。它用的是粗線條筆法，……描繪出各種不同階級，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

(見《中國文學發展史》)

前人說“梁山一百零八將，個個面目各異”，自然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不過其中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不下二、三十人之多。特別受人喜愛的就有：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和阮氏三雄，以及雙解兄弟、李俊等人民英雄;至于林沖、楊志和宋江一類人物，也是可圈可點的，即使屬于奸佞群像的高俅、童貫、王婆和黃文炳之類，也給人們留下了印象，有的還很生動。

這里，將其厘為四類，分別選錄幾例如下：

第一類：從人民中走出的梁山英雄：

李逵——出身貧寒，因打死人而逃至江州當了一名獄卒。他一身正氣，造反意志最堅定，是革命性最強的勞動者典型形象。他蔑視權威，反對“正統”，大嚷“造反”，“要去東京，奪了鳥位”!后來反招安也最堅決，至死還在反抗。他為人忠直，急公好義，為事業不徇私情，為受難之人，則可拋頭顱，灑熱血。由于秉性純樸天真，有時簡單、魯莽，有時好心辦壞事。

魯智深——他出身行伍，但既無產業，又無家庭，孤身只影，了無牽掛。為了搭救金氏父女，見義勇為，打死了地霸鎮關西(鄭屠)而成為逃亡者。在顛沛中，當了五臺山和尚，后又去相國寺管菜園;為了救林沖，大鬧野豬林，不得不去二龍山落草。這些經歷镕鑄了一個特別性格：慷慨爽朗，粗獷豪邁，心地樸直，常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義氣滿身。他的單純、魯直特性，常會“闖事”，但粗中有細，并不粗魯到底。

武松——他是在出身下層的英雄中，最具特色的一員。他性情剛烈，武藝高超，對一切惡勢力與不義行為，深惡痛絕，抑強扶弱，言出必果，儼若大丈夫氣概。在處理事件中，表現膽大心細，有勇有謀，沉著冷靜，分寸有度，是一個有思想、有才干的勇士型典范。

第二類：由統治陣營分比而來的梁山英雄：

林沖——出身軍官，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他有地位，有家庭，還有嬌妻，生活美滿。他秉性耿直，但安于現狀，怯于反抗，總是逆來順受。他走上梁山泊道路并不簡單：開初受到高衙內戲妻之辱，希望息事寧人，自滅心中怒火;但事與愿違，反遭到陰謀陷阱，因誤入白虎節堂而被發配滄州;在途中受到解差凌辱，也不作反抗;待至火燒草料場，要取他生命，不反抗就死亡之關鍵時刻，才在幻夢破滅后，手刃幫兇而決心上了梁山。上山后一反過去的厚道、溫情和優柔寡斷的脾氣，成為一員出色的反抗官府的戰將。他正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典型代表。

宋江——梁山起義軍的首領，究其出身也屬統治陣營中分化而來的一員。此人的性格與功過均呈兩重性：他既是梁山起義軍興旺發達的重要促進因素，又是導致農民起義事業走向質變，最后歸于失敗的重要因素。他的性格，始終是反抗性與妥協性并存。兩種性格，雖也呈變化狀態，可惜朝向負面變了過去，前期反抗性上升，妥協性下降;而在后期，卻讓妥協性不斷上長，最后反抗性消失。于是，北宋末年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運動，經過“招安”而歸于徹底敗亡。

為什么宋江會成為這樣的“兩面人物”呢?

其實，在宋江思想上，聚義前后，始終由封建道德觀念和“皇權主義”支配著自己的一切行動：人稱“孝義黑三郎”，一封老父病喪的假信就改變上山的初衷;他有一定正義感，仗義疏財，時稱“及時雨”，但聞知晁蓋殺退官軍時，又認為“法度上饒不得”;殺了閆婆惜，是宋江反抗的開端，但又不反抗，甘受官府的發配，還拒絕晁蓋的援救;當受到統治者進一步迫害，判處死刑時，在梁山好漢于法場劫救下，他才下了反抗決心，打了“無為軍”，殺了黃文炳，然后真正上了梁山，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同官軍“大干了起來”。但他的妥協性，并未消失，當梁山取得決定性勝利，并“排了坐次”之后，體現妥協性的“招安”活動大大加強了，最后發展為一場大悲劇。

從宋江性格演變的最后結果，證明毛澤東在數十年前的論斷是正確的——

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歸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三類：從社會“游離分子”變來的人物：

何九叔——他飽經風霜，通世故，曉人情，精明能干。他有從生活中來的機靈、圓滑、茍安的性格，從“送喪偷骨殖”的事件中，透露他的既老練又怯懦的兩面性格。

王婆——她是封建制度下滋生的畸形人物。她的媒婆職業，使其善于觀言察色，辦事得心應手。其性格特征只兩個字：貪與狠。

第四類：統治集團人物：

高俅——他原是一個“幫頭浮浪”之徒，后得到皇帝寵信而成為統治集團的主要權奸人物，是統治者丑惡腐朽本質的集中體現者。同時，也是梁山起義軍的主要對立面，既殘酷又狡猾的“死對頭”。他與朝中蔡京、童貫勾結一起，把持朝政，恃勢壓人，任意陷害忠良，造成王進亡命延安府、林沖刺配滄州道，楊志流落汴京城等非法大案。他還是一條黑線，將朝中的朋黨、上下的貪官污吏和地霸惡棍，以至山寨賊人，統統串連一起，對人民實行壓榨與迫害，并同梁山義軍勢不兩立，成為鎮壓農民起義的最得力干將。

毛太公——他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生性老奸巨滑，貪得無厭。他將獵戶中箭老虎暗藏起來，反誣解氏兄弟“搶擄財物”而送官究辦。他還賄賂獄吏企圖偷偷結果雙解之生命，最后自己反遭滅門之災。

二、《水滸傳》是純白話長篇小說的開拓者

《水滸傳》的語言，是以北方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錘煉，首次以純粹白話來撰寫長篇小說，是我國白話小說史上的早期開拓者。它繼承了宋元人的話本小說優良傳統，超越了“三國”故事講史多敘述歷史人物、多寫各集團之間斗爭事件的范圍，而改變為大寫平民大眾，面向廣大社會生活，融合了講史與話本小說的長處;擴展了小說題材領域，既寫戰爭，也寫日常生活，還大寫平民英雄。在小說語言上，也摒棄唐宋傳奇的古文用語，推開《三國》的半文半白的語言，而大量地使用經過提煉、比較規范的接近口語的純白話語言。

施耐庵駕馭語言的才能，突出表現在語言高度個性化上。正如清人金圣嘆所說，“《水滸傳》并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并還他一樣的說話。真是奇絕本事。”的確，書中的英雄人物的語言，往往因各人的身分、地位和性格不同而有區別。寫人物對話，常在交待情節的同時，刻劃其性格。作者在武松、李逵和魯智深三人反對招安的語言中，就顯示了他們間的性格特征。武松正直誠懇，李逵急烈粗魯，而魯智深則粗中帶細。這樣的實例，俯拾即是。

小說語言，不只指人物的語言，還應包括敘述與描寫的語言(即文辭)。就整個文學語言來說，《水滸》語言的運用，是更豐富、更多彩，描摹人物惟妙惟肖。前人曾經稱贊它，作者苦心孤詣地用一手之所畫，一口之所運，使梁山一百零八將，各入妙境。你如能細細體悟作者的文辭經營和人物語言，你就會說，所言不謬。

三、此外，從它對后世的巨大影響來看《水滸》的藝術成就確實令人咋舌

這部充滿反抗意識的小說，簡直是封建統治者的報死喪鐘和滅頂的洪水。因此被誣稱為“誨盜”之書，勒令禁絕，并詛咒流傳此書者“沒得好報”。

這部洋溢民本思想和關愛熱情的小說，卻代表著社會良心，人民道德準繩，是社會正義的化身，故而人人爭讀，老少共賞，家喻戶曉，代代相傳。

這部被譽為“紀言紀事之大觀”的小說，構成我國小說史的優良傳統，成為后世作家的范本。只要你注意后世的若干小說人物，如唐程咬金、尉遲恭，宋之牛皋、焦贊、孟良等形象中，就會發現李逵的影子。

這部集中歷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內容與經驗的小說，使后世的人民群眾反抗運動的一些領袖從此書中得到啟示，并作為學習資料而廣加傳播。清人著書說，草澤英雄的“奇謀密策”，“全以《水滸傳》為師資”。李自成、宋景詩和洪秀全等人，還以《水滸》中的政治口號，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或動員大會的說辭。

這部叢集各種斗爭故事和戲劇性情節的小說，往往成為后世的戲曲、小說和民間文藝，擷取題材的源泉或仿作的樣本。如小說的《說唐》、《楊家將》和《水滸后傳》，以及戲曲上的《寶劍記》和《義俠記》等，都可瞧見《水滸》的影子。

這部小說的影響，早已播及海外，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

綜上所述，作者抓住農民起義軍思想上復雜的悲劇矛盾，通過真實絢麗的藝術形象，站到封建社會農民反抗斗爭必然失敗的歷史高度，將其有頭有尾地完整地再現了出來，不僅是藝術上的巨大成就，且具有更偉大的歷史價值，完全可以稱它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革命戰爭的恢宏史詩。

附圖七十七：

施耐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