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陸士諤著,十二回,宣統二年 (1910)改良小說社刊。封面題“理想小說繪圖新中國”。
小說寫宣統二年正月初一,陸士諤一覺醒來,只聽“發財”、“恭喜” 之聲盈耳,外邊不是牌局,就是骰局,心頭悶悶,獨自鳴了會酒,醺然睡去。忽然夢見好友李友琴女士前來喚醒,邀其同出游玩,發現世界已換了個樣子,原來已經是宣統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恰是立憲四十年后之新中國了。
《新中國》通過李友琴陪同陸士諤在上海的游歷,細致描繪了新中國的嶄新面貌。頭一個深刻印象是: 馬路中站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見,外國人亦十分謙和,“并不似從前掉頭不顧,一味的橫沖直撞了”,昔日不許中國人越雷池一步的跑馬廳,已變成人人可進的新上海舞臺。第二個印象是路政市政建設之善:下雨有“雨街”可走,電車都改在地道中行駛,飛馳不絕,大鐵橋橫跨黃浦江上,浦東已興旺得與上海差不多了。再深一層調查,見裁判所已極完備,裁判官、律師皆為中國人,所判均極公平,惹得陸士諤發議論道:“可恨李伯元這短命鬼早死掉了,沒有瞧見現在的官員! 不然也堵他的嘴,省得他說白道黑——他那《官場現形記》把吾國官員罵得太覺刻毒了。”李友琴反詰道: “我笑你但能責人,不知責己耳。你的 《風流道臺》、《官場新笑柄》,比了 《官場現形記》如何?”陸士諤無言以對。至南洋公學,監督介紹學校共設二十六個專科,二萬六千多學生,歐美日本都派有留學生。學生畢業以后,每年有二千名應聘出洋當教員,漢文漢語都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語。二人又參觀興華針釘廠,見總帳房都是女子,廠中機器更有鬼斧神工之妙,產品勝歐貨遠甚。而中國之海軍紀律嚴明,軍力已居全球第一。恰逢立憲四十年大祝典,全世界二十多國會議設立弭兵會并萬國裁判衙門,弭兵會會長就舉了中國大皇帝,萬國裁判衙門的正裁判官公舉了中國前任外務部尚書、國際學會法學博士夏永昌先生。陸士諤贊嘆道: “這真是盛極了,文明到這般地步,要再進化,恐怕也不能夠了!”
這篇小說所寫繁榮富強的原因,就在于立憲。第二回借新上海舞臺觀新劇十本,“回顧”了作者意想中歷史發展的進程。十本戲中,一至四本是已逝的過去,五本是正在進行的現在,而六至十本是期望中的未來。小說正面寫了第五本 《請開國會》的演出: 預備立憲公會會長國必強與請開國會的各省代表約于明日連騎北上,上海各團體特假張園設筵公餞,國必強言:“代表入都,關系吾國存亡。”可見小說是將立憲視作關系拯民救國、轉弱為強的大事的。陸士諤對立憲的肯定有兩個要點:第一,立憲的實質,就是要求全國的人,“沒一個不在憲法范圍之內”;第二,立憲的實行,要靠自下而上的推動。立憲在陸士諤那里,只是實現民主、自由、平等的手段,完全服從于強國富民這一總目標。所以,如果撇開革命與立憲的手段的區別,就其所追求的目標而言,陸士諤的新中國夢,其最重要的有二: 一是空想社會主義,一是所謂世界大同。
先說陸士諤的社會主義。小說寫李友琴解釋人力車絕跡的原因道:“現在新發明的事業不知要有多少,常因人手少了做不開,出著很優的薪水招人還恐招不攏,不象從前人浮于事,失業的人成千累萬,所以這種苦力事情人家都搶著去做,只要圖著口飯吃就是了。”這就引起陸士諤關于歐洲初行機器,工人因此失業,鬧到工廠把機器拆掉,為什么我國暢行機器,人手反倒缺起來了的疑問,李友琴答道:
這是創業的人心理不同,所以收效也各兩樣了: 歐洲人創業純是利己主義,只要一個子享著利益,別人餓熬、凍熬,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貧富黨來; 我國人創業純是利群主義,福則同福,禍則同禍,差不多已行著社會主義了,怎么還會有均貧富風潮?
李友琴還進一步指出:“私利并不是真利。一人專利,萬人失業,那失去的人必不肯就此罷手,必要與專利的人算帳,那專利的人必定不肯,被許多失業人常來纏擾,勢必至于籌守御之策,用防御之人,那時候開消必大; 開消大了,取利也不能厚,一樣的不能享受厚利,徒多一層取人怨恨,又何苦呢!”陸士諤用自己的語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特別強調中國利群主義的價值,其主導面是積極的。他沒有簡單地提廢除財產,廢除貨幣,而是主張銀行儲蓄; 陸士諤也沒有簡單地提廢除婚姻,而是主張婦女廣泛就業,以為女子心性靈敏,治繁理劇之才勝于男子,所不及者不過體魄之健強、舉動之活潑,所以男女應有合理的分工。
陸士諤十分強調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本質。海軍提督周戎一說:“講起兵力來,我國的海陸兩軍殺出去,那一國擋的住?就是混一全球也容易的很。但是,我國人最喜平和的,只要保住自己疆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陸士諤認為:“兵兇戰危,每打一回仗,傷掉幾許人命?喪失幾許財產?那本是最野蠻的事情。”他主張弭兵,各國都把兵備廢掉,將海陸軍軍餉、軍械制造費這兩款省下來,以減輕國民的負擔,用于造福人民。他并且設想“異日世界各國,或者嫌那國界種界不便,由各大小邦自愿合并成功一個世界國”,并預言: “這乃是全世界人的公意,你看各宗教所講的天國咧,極樂世界咧,那一個不是大同主意?可知,人家總嫌紛擾的煩瑣了。”
陸士諤的大同觀其實皆源于康有為“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國緯之,繼以公議會導之,次第以赴,蓋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之說。康有為以為,“民權自下而上為大同之先驅”,他在回顧歐美歷史時,將“立憲遍行,共和大盛”相并提,以為 “故民權之起,憲法之興,合群均產之悅,皆為大同之先聲也。若立憲,君主既已無權,亦與民主等耳,他日君銜亦必徐徐盡廢而歸于大同耳。”康有為的大同說,構成了當時先進中國人的理想,而立憲、共和,似乎皆為實現大同之可行的途徑。
1897年,梁啟超反駁所謂民主“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論,自信地說:“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尊,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從吾中國亦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陸士諤對四十年以后的中國充滿了向往之情。小說在一場春夢醒來之后寫道:
……我遂把夢里頭事細細告知了女士。女士笑道:“這是你癡心夢想久了,所以才做這奇夢。”我道: “休說是夢,到那時真有這景象也未可知。”女士道: “我與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會知道的。”我道:“我把這夢記載一下,以為異日之憑證。”女士就瞧著我一句句的寫,寫至上燈時候,方才完畢。
這種描寫,十分真切地傳達出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的極好的心態。他們在正視危亡現狀的同時,又十分執著地相信: “天下事是人力做得來的”,而“用人力可以弄壞的東西,一定還用人力可以弄好轉來。”陸士諤一句句的記下自己癡心夢想的奇夢,希望日后能夠得到印證,這種發自內心的基于救國拯民的強烈責任感的高度熱情,是異常感人的。
小說充滿了理想色彩,其中寫上海的市政建設,就有雨街,隧道等,雨街設在店鋪的后背,上有琉璃瓦覆蓋,通光而不透雨,晴閉雨開,地上潔凈無塵,沒點子水漬;尤其是隧道電車的開通,更令人嘆為觀止:“上海地狹人稠,行駛電車往往有碰撞行人車輛等事,自外人創設公司至今,這種案子何止數百十件:有被輾斃的,有被輾成殘廢的;無識的人至把電車視為一種無窮的災禍”。自從電車公司收回中國自辦以后,便決定開筑隧道。隧道電車竟然穿過黃浦江底直通浦東,而浦東地方已經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中國國家銀行分行就開在浦東——聯系到今天上海對浦東的開發,怎能不感嘆陸士諤的美好憧憬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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