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迷帚》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壯者 (李伯元?) 著。二十四回。原載1905年《繡像小說》第43至第52期，每回前有一幅繡像。1907年，商務印書館出單行本。1960年5月中華書局版《晚清文學叢鈔·小說一卷》(阿英編) 收入。



小說第一回《挈領提綱全書大旨，開宗明義箴世名言》，對全書主旨作了總的說明。它起句就說： “看官! 須知阻礙中國進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本來“黃種智慧不下白種”，但到今日卻 “相形見絀”了。這是“因數千年人心風俗習慣而成”，特別是歷代帝王假借神權以 “檢束民智”、陷官民于迷信愚昧的結果。作者痛感于“自宮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醉心于祈禳禱祝，其遺傳之惡根性，牢不可破。雖今日地球大通，科學發達，而億萬黃人，依然靈魂薄弱，羅網重重，造魔自迷，作繭自縛，雖學士大夫，往往與愚夫愚婦同一見識。” 他將中國和西方作了如下的對比：



中國之民智閉塞，人心腐敗，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荊天棘地，生氣索然，幾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競之新世界。視西人之腳踏實地，憑實驗不憑虛境，舉一切神鬼妖狐之見，摧陷廓清，天可測，海可航，山可鑿，道可通，萬物可格，百事可為，卒能強種保國者，殆判霄壤。



這個比較難免片面和絕對化。但作者急切改變現狀，希望中國擺脫愚昧落后、能夠躋身于世界強國的心情和愿望，還是灼然可感的。作者從比較中深切感到：“欲救中國，必自改革習俗入手。”而改革習俗，首先就要反對封建迷信。作者熱切希望，中國“合四萬萬同胞，人人鼓勇直前，從實理闡起，實事做起，”“舉層層關鍵，一拳打破，重重藩籬，同時沖決，”讓掃除迷信之巨帚，將神州大地上的一切愚昧、無知、落后統統掃光!

小說的主人公卞資生，是江蘇吳江縣的布衣，他“學兼新舊，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絕后之慨。生平專講實踐，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諸說，謂此實陷害人群進化的蟊賊。”他和“把這因果祈禳之說，看作圣經賢傳，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同游各地，對所見所聞種種迷信事實，逐件加以剖析，從反復的論辯與驗證中，充分揭露了迷信的危害和虛偽，從而教育了這個起先是“八股之外，絕無事業”，“頑固不通，充數兒的秀才”。后來楊心齋以從他這兒獲的“所得”，去“薰陶”從前與懷“宗旨性情”相投的舊朋好友，使他們“漸漸移步換形”，取得了 “合同而化” 的效果。這實質上是對卞資生描寫的廷伸，也是作品關于科學征服迷信題旨的外化。

這一點，卞資生說得更直接：“小弟愚見，原思雙管齊下，一邊將迷信關頭重重勘破，一邊大興學堂，歸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貴。”大聲疾呼掃除封建迷信，是當時西方科學文化思想輸入中國后產生的一種社會效應，小說所體現出來的教育救國、科學興邦的思想，無疑具有明顯的啟蒙作用。

而正是這種過重啟蒙的特點，使作者未能在人物的繪形寫神上下功夫，故書中人物，包括主人公，幾乎都成了演繹作者觀念的符號，乃至有些人物干脆就用 “甲”、“乙”、“丙”的代號名之。同時，小說也不精心結撰生動誘人的故事情節，不講究故事的起承轉合及其內在的因果關系，而是以卞資生和楊心齋的辯論，以及壯抱等幾個同道在一塊交流見聞觀感，來貫穿全書，他們分別擺出一樁樁充斥于社會的迷信習俗，又一件件地加以評判、剝示、慨嘆和否定。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阿英說： “《掃迷帚》是以樸質清麗的筆姿，縝密的理論，不可變易的事實，掃蕩著一切的迷信風俗，可說是晚清的一部最優秀最有著影響的啟蒙運動的書，但不能說是一部優秀的小說。”(《晚清小說史》)從思想內容看，它很有價值;但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主要是從小說對人物和情節的要求看，它幾乎不能稱為小說。

作者所關注的，不在人物和情節，而在那些迷信的現象和事件，他所操縱的筆就是掃迷帚，這帚主要掃向蘇州，旁及各省的迷信風俗。例如它重點掃到的“盂蘭盆會”。

“盂蘭盆”本梵文音譯，“救倒懸”的意思。“盂蘭盆會”是每逢夏歷七月十五日，佛教徒為追薦祖先而舉行的一種儀式，中國從梁代開始仿行，后世除設齋供僧外，還加入拜懺、放焰口等活動。作品寫到，每當這天，“日則扎就燈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則延請僧道，拜懺唪經，搭臺施食。各處大同小異，而以蘇州為最著。”而蘇州出會這天，“萬頭攢動，空巷出觀”，只見：



前導有金鼓、有燈牌、有十景旗傘、有茶擔、玉器擔、香亭、鑼鼓、十番棚等項。次則扮出各種鬼相，如大頭鬼、小頭鬼、摸壁鬼、無常鬼、兩面鬼、獨腳鬼、長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脹死鬼、餓死鬼，以及刻薄鬼、勢利鬼、強橫鬼、懦弱鬼、說謊鬼、驕傲鬼、色鬼、酒鬼、脅肩諂笑鬼、招搖撞騙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擺來踱去，全是官樣，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數十，身穿號衣，手持各樣軍器，裝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頂翹然，騎馬按轡，裝作鬼將，押解鬼餉，冥鏹紙帛，高積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作求乞，演出借債鬼的模樣。以上諸鬼，卻都興高采烈，鬼混鬼鬧，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應接不暇。(第四回)



真是群魔亂舞，鬼氣沖天，使人感到艱于視聽的窒息。

此外，小說在寫蘇州的 “社戲”、“賽會”以及杭州的 “香市”時，都很詳細而頗具特點，堪稱明晰生動的工筆風俗畫。

民俗描寫是構成小說文化內涵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金瓶梅》、《紅樓夢》以及魯迅小說富有濃郁民族特色和巨大魅力的原因之一。《掃迷帚》也寫民俗，其比重遠遠超過了上舉小說，但它不是為了渲染人物活動的文化氛圍，更不象魯迅那樣懷著一種深情，寄托著一種鄉思，而是以深深的憎惡和感嘆去揭露這些民俗中所掩藏著的迷信與愚昧，因此，作品除了描寫許多民俗的落后與可笑、可嘆外，還憤慨地列舉了許多借迷信活動以售奸騙錢的事：

有的瞎子算命妄斷禍福，咬定別人尚還康健的父母 “決已不在”; (第四回)

有的和尚以拜佛修仙為名，引誘婦女入寺，做出 “種種曖昧之事”; (第五回)

有的 “齋男齋女，赤體對坐”，“甚至臍腹相摩相蕩，若能行所無事者，則謂道行已高，”將來 “必升大羅仙班”; (第十二回)

有的僅是十六七歲少女，卻自稱“仙姑”，以符咒為人治病，騙取錢財無數;(第十三回)

有的道士以糞汁代藥，致令貧戶 “立時氣絕”; (第十四回)

至于溺鬼討替、妖言惑眾、念經打醮、求簽請丹、病危沖喜、接眚凈宅、風水求吉、立廟修寺、卜筮禱神，等等，小說更是不遺余力地幾乎描寫殆盡。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本應著力于文化教育、開啟民智的學政大人，竟昏憒到相信仆從關于神化青蛙的胡說，“率眷屬多人，衣冠叩拜，并備牲酒祭獻”，用彩輿將一青蛙送至廟中。資生為之感嘆： 昔云之 “道高一丈，魔高十丈” 當易之為 “官高一級，愚高十級” 了。(第九回)

小說還對表現蒙昧無知的俚諺及一般習俗進行了精細的辨析，如指出 “二八勿打灶”并非說二月八日不能打灶，而是說“籬笆” 附近不能打灶，“二八”乃 “籬笆”之誤; 而“母家過一冬，夫家死一公”，則是重男輕女觀念的表現;“他如耳朵熱，則謂有人說他。眼睛跳，則謂是非將到。鼻打嚏，則謂報信不爽。得夢兆則妄測吉兇，睹物象則妄分休咎，以及日月之為兄妹，雷電之有公母，鴨之腦有秦檜之靈，鵂鹠之鳥是冥王之婿，見寸星之蛇而謂吾祖，見燈火之花而曰有喜，此皆無理之尤者。” (第五回)

民俗，是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淀，是人們心態的一種折射，對一代又一代的人來說，它是集體潛意識接受的，因而具有歷史的延續性，而社會變革的深刻與否，民俗的變化往往成為一個標示的尺度。今天，當有些地方又泛起迷信的濁浪，“建廟熱”超過“建校熱”，不少青年人熱衷看手相、撲克算命、電子測吉兇的時候，《掃迷帚》是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的。

“這部小說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報告，而是蘇州迷信風俗的敘述。” “這是可以稱作 《蘇州迷信風俗志》” 的，尤其是 “蘇州 ‘社 (戲) 賽(會)’之盛，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掃迷帚》足可為明代王伯谷專寫蘇州風俗之《吳社編》的補充。“書里此類風俗的記述，是全書最好的部分，文字也很清麗” (阿英《晚清小說史》)。由此可見，《掃迷帚》給人的與其說是藝術審美價值，不如說是歷史認識價值。

不過，小說中也不乏幽默和諷刺，如它寫職業迷信者們诪張弄鬼，卻常常敗露出丑：以糞汁灌重病貧戶，治病卻致人于死的蘇州道士陶宗王，念經時，被某“提溺壺直灌道士的頭頂”，“恍與大成仿某貧戶的糞汁報仇”; (第十四回)自稱祈禳可以除去狼患的山西沁水城關女巫，借此斂財無數，本人卻“竟為狼所食”; (第十六回) 因為 “六十六，閻王請吃肉”的壽忌，新陽李翁鬧出了拒邀赴宴，當不得已而赴了一次宴時，就“大有生去死歸之懼”的笑話; (第十七回)“行同誑騙，其計甚狡”的張天師，“每到一處，儀仗喧赫”，常乘綠呢八抬大轎“拜謁當道，招搖過市。出售財神、避火、治病、鎮煞、保身、免疫、五雷、五將等符箓，價目高下互殊，自十二元至數十元不等，”以至“人欲瞻仰顏面者，須費十四文，為掛號金，每日亦動以數十千文計”，但結果因推斷“湖北票必中大彩”失靈，被人“責以哄騙之罪”，而狼狽逃去; (第二十二回)等等，這一切，顯示了迷信的荒誕與危害，表達了作者的輕蔑與嘲弄。

小說中，迷信與科學、中國與西方、愚頑之徒與通達之士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再加隨時出現的充滿科學精神的議論，使作品顯出了特有的雄辯和戰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