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文學的內容·金元散文·金代散文

金代散文是在繼承北宋和遼代散文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清人莊仲方《金文雅序》說：“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后先歸之，而文字猥興，然猶借才異代也。”所謂“取經籍圖書”和“借才異代”，指的便是對中原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吸取。而歸根結底，文學復興還是要依靠一批有才華的作家。這批遼與北宋降臣未受太深的理學影響，他們不但給金人帶去了中原文化傳統，也在客觀上將北宋散文的余風延續至于金代，金代散文便是在這種“借才異代”的背景中起步的。《金史·文藝傳》的論贊中列舉當時的作家時說：“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為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俊，王郁、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兢、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這種臚列，無疑過于搜逸輯奇，以致不免于駁雜。其中，可真正作為金代代表作家的，是蔡松年、蔡珪、黨懷英、趙秉文、王若虛和元好問。此外，還有李純甫以及論贊中未曾提及的王寂、周昂和雷淵。

蔡松年是北宋降臣，尤工樂府，文辭也極清麗，散文方面建樹不大。金文的真正起步，是從其子蔡珪步上文壇開始的。莊仲方 《金文雅序》說：“至蔡珪傳其父松年家學，遂開金代文章正宗。”郝經《書蔡正甫集后》便以之比諸唐的張說和蘇颋，說是“共推小蔡燕許手”。元好問作《閑閑公墓銘》也說，從蔡珪嶄露頭角之后，“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后諸儒得而和之”。他所具列的“諸儒”中，便有黨懷英、王庭筠、李純甫、雷淵和周昂等人。

但金代作家中也有差異。一方面，他們繼承了北宋的文論主張;但與此同時，又有一部分人將北宋末年追求奇險艱僻的習氣也接受過來。這種習氣固然主要表現在詩歌理論方面，但影響也及于散文。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純甫，而支持他的有雷淵、李經等人。劉祁《歸潛志》說李純甫“教后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卷八)。最早出來反對李純甫主張的是趙秉文和周昂，其后則有周昂的外甥王若虛，而附從于他們的則有王寂和黨懷英等。他們強調有意為言，意盡言止，與蘇軾主張相近。又加取法歐陽修，實際上是以歐、蘇為楷模的。趙秉文是一位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辭翰爭輝，耀騰天下的人物，他主要還是以一代通儒而入于文學的，所以他的散文往往兼取古文和道學之長，顯得比較蘊厚。同時，他又主張轉益多師，以為“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趙秉文《答李天英書》，《滏水集》卷一九);劉祁《歸潛志》也說他主張：“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卷八)不過，從主導傾向看，他還是兼宗歐、蘇，平淡與奇古雜陳的。他在《竹溪先生文集引》中說：亡宋百余年間，惟歐陽公之文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為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為尚也。”這些主張，無疑近于蘇軾，但所標榜的楷模卻是歐陽修，這所體現的，正是兼師歐、蘇的姿態。這種藝術取向明確地反映在他的文章中。《金史》本傳說：“秉文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這種特點在他的文章中幾乎觸處可見。但這種不拘繩墨又不同于蘇文那種恣肆跌宕，借鑒歐文的結果，使他的文章又顯得婉轉平易，《法言微旨引》《竹溪先生文集引》《西漢論》《東漢論》《唐論》《魏晉正名論》，都是如此。相比較而言，他的雜記文又更見功力，如《磁州石橋記》《適安堂記》《寓樂亭記》《種德堂記》等，都雍容博大，氣象雄渾，大有盛世昌明的氣度。大安之后，這種氣象便日見衰弱，如作于大安二年的《涌云樓記》在情調上就顯得大不一樣，流露出一種百感蒼茫的感喟，這大概和國勢的日漸衰微有關，也與他晚年的精力及心境有關。他的散文也有一些如李純甫批評的那樣“不免有失枝墮節處，蓋學東坡不成者”(《歸潛志》卷八)，但他為振興金代散文所起的作用卻是不應被埋沒的。呼應趙秉文的王寂和黨懷英，生年雖略早于趙秉文，但蜚聲文壇卻也正在大定、明昌間。《四庫提要》稱王寂“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為作者”。黨懷英則長于制詔，以高文大冊主盟一時。趙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說他“文章沖粹如其為人”，“自謂入館閣后，接諸公游，始知為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又在《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中稱他“不為尖新奇險之語”，“千變萬化，不可端倪”。后一評語，溢美太甚，但說他取法歐文，自然平易，則是符合實際的。

趙秉文之后，在金代文壇上也堪稱一代宗匠的是王若虛。他步上文壇時，散文領域依舊和大定、明昌時期一樣，“尚平”與“出奇”兩種傾向同時存在，他是推尊趙秉文而鄙薄李純甫的。劉祁《歸潛志》說：“王(若虛)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為首，與屏山之純(李純甫)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枝墮節者多。”“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卷八)王若虛主張：“凡文章須是典實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本。”(《文辨》，《滹南集》卷三七)他崇尚蘇軾，但不似一些人那樣只看到蘇文“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的一面，而更注重其隨物賦形、行止自然的一面，認為蘇文之長在于它“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因而顯得“橫放超邁而不失為精純”(《文辨》，《滹南集》卷三六)。他的散文盡管遠不及蘇文的功力，卻也同樣體現著這樣一種藝術旨趣和審美追求。如《揚子法言微旨序》《送王士衡赴舉序》《茅先生道院記》，都是敘議結合，縱筆而談，理盡輒止的文章，至如《恒山堂記》《高思誠詠白堂記》《門山縣吏隱堂記》《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等篇章，敘身世，論廢興，則更是感慨遙寄，作者對歷史的深刻感喟，對自己不得見用于世的牢騷，都從委婉曲折的夾敘夾議中傳達出來，而語辭又平易曉暢，極有歐、蘇文章的風味。這種平易與尚奇之爭，同樣反映著秦漢及唐宋兩次文變后散文發展的總趨勢。當散文在宋人手中已趨于平易之后，再想用唐以前的高山深谷式的奇險來規范它，便顯得很不合時宜了。

王若虛之后崛起于文壇的，是鮮卑民族的著名作家元好問。張金吾在《金文最》的《自序》中稱他“以宏衍博大之才，郁然為一代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元好問散文眾體皆備，有很高的藝術造詣，較元代后期一些作家以雄文大冊而主盟文壇不一樣，因而有著更高的藝術成就。他的散文取法歐、蘇，依舊保留了北宋散文立意深遠、布局謹嚴、議論風發、語言平易等許多特點。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 《送秦中諸人引》《送高雄飛序》《雷希顏墓銘》《趙州學記》《鄧州新倉記》《扁鵲廟記》《南陽縣令題名記》《市隱齋記》等，不但紆徐委婉、古樸平易，而且新意迭出，極有情致。他還有一篇《故物譜》，由前朝文物而引發議論，其中寫懷舊之感、聚散之悲，娓娓動人，與李清照《金石錄后序》如出一轍，極有歐、曾懷舊文章的風致。和趙秉文、王若虛比較，元好問又更醇于儒，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便批評他“重滯平衍，時亦不免”，有些文章“往往以空議冠首，多宋人理學腐語”。這正反映著元代南北混一前后因理學北移給散文發展帶來的影響，預示著金、元散文發展中一個轉折階段的到來。從這以后，“文擅韓歐”與“道從伊洛”的結合就顯得更為緊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