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后傳》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四十回，題“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著者和評者均系明遺民陳忱。忱字遐心，一字敬夫，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南潯鎮(zhèn)人。明亡不仕，“賣卜自給”，“窮餓以終”。有強烈的民族感情，曾與顧炎武、歸莊等組織驚隱詩社，詩風剛健，多感慨時事。所著另有 《雁宕詩集》、《癡世界樂府》、《雁宕雜著》、《續(xù)廿一史彈詞》等，惜多亡佚。本書有康熙甲辰刊本，蔡元放評本，紹裕堂刊本等。



書接《水滸》百二十回，敘未死的梁山英雄李俊、阮小七等被逼再次聚義，反對貪官污吏、惡霸土豪，抗擊入寇的金兵，最后立基海外的故事。

經歷了造反以后的宋江一百零八人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結局?這在古人那里是一個極其嚴肅復雜，頗費斟酌思量，難于一言回答的敏感問題。金圣嘆就很是矛盾，也十分謹慎。他一方面認為，水泊英雄“初非生而為盜”者，只因“父兄失教于前，饑寒驅迫于后，而其才與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讓人”，這才 “無端入草”。而且，原其端，實還是 “罪在朕躬”，故其情可宥，天子不能 “既陷之”，又“刑之”，應“大開遷善之門”，出 “盜之后誠能不為盜者”于湯火; 另一方面，他又耽心“盜之后未必遂無盜者”，故認為君子“必廑履霜為冰之懼”，不廢“百世不改”之法，而“大正其罪”，此則其理。既然殺顯得少恩，不近乎情;赦，顯得無法，不合乎理。恩情與法理產生了矛盾，于是不得不折衷，其結果便是我們看到的“斷尾巴蜻蜓”加一個“驚惡夢”。在金圣嘆看來，這既可顧全“法”與“理”，戒乎未為盜者，又不失恩與情——因為畢竟只是在夢中問斬，恩法、情理得到了統(tǒng)一。金圣嘆確實煞費苦心，可惜人多不能理解。俞萬春則認為宋江等人是大奸大惡，不配“受招安”，只能“擒拿正法”，否則便會壞人心術，便會貽害無窮。于是他抓住金圣嘆主張 “大正其罪” 的一面，在《蕩寇志》里，順著金圣嘆制造的“驚惡夢”的情節(jié)，編述了一個陳希真、陳麗卿父女把梁山英雄斬盡殺絕的故事，在金圣嘆那里尚是夢幻的描寫，變成了活生生的藝術現實。青蓮室主人卻不滿于梁山英雄結局的悲涼，凄慘，認為那是宋江“懦弱沒主見”受招安，“帶累弟兄遭人謀害”，于是，在《后水滸傳》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宋江、盧俊義等轉生為楊么、王摩輩“復聚異世”的故事，讓他們再舉義旗，報仇雪恨，最后在敵人的包圍中隱入軒轅井里，以避免其招安遇害或在戰(zhàn)場上慘遭殺戮的悲劇。

陳忱也是個《水滸》悲劇結局的不滿者，他的不滿卻不同于金圣嘆，更不同于俞萬春。他酣暢淋漓，熱情洋溢地贊頌梁山英雄，認為“梁山泊內一百八人雖在綠林，都是心懷忠義，正直無私。”為了突出這一點，他借昔日張順部下的一名嘍啰許義的口說： “宋大王真是好人，待我們如手足一般。”又借道君皇帝之口說“宋江忠義之士，多建功勞。”宿太尉道： “義士們忠義之心，替天行道，真是人中豪杰!”甚至借全家被水泊英雄，斬殺殆盡的扈成的口說： “……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豈知一個個是頂天立地的男子，疏財重義，路見不平，無一點茍且之心，為著朋友死生不顧。”對待梁山英雄，陳忱比之青蓮室主人，甚至比之施耐庵、羅貫中似乎還要鐘愛幾分。他對《水滸》英雄上梁山的原因揭示得比《后水滸》甚至是《水滸》本傳還要直截。他說，道君“偏用蔡京為相，引進了一班小人”，“排擯正人，剝削百姓”，“造艮岳，采花石綱”，“修仙奉道，游幸宿娼”，所做的 “無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務”，怎能不使天下洶洶。他又說“蔡京若不受賄賂，梁中書也不尋十萬貫金珠進獻生辰綱，以致豪杰們道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劫了去上梁山; 高俅不縱侄兒強奸良家婦女，也不致把林武師逼上梁山泊; 不因受了進潤，批壞花石綱，楊統(tǒng)制也不上梁山泊……”但是《水滸》本傳過去一再遭人唾罵，一再遭禁，《后水滸》被人目為 “邪污之談”，而 《水滸后傳》卻能 “使人見之一個個都歡欣鼓舞，快意舒懷”，連認為《水滸》“述宋江等一百八人之事已不可”的蔡元放也嘖嘖稱頌，罵《后水滸傳》是 “邪污之談” 的劉廷璣尚以為其 “不失忠君愛國之旨”，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奇怪的事。

說奇怪，其實也并不怪。從 《水滸》的角度說，陳忱是個評論家; 就 《水滸后傳》而言，他又是個作家。他生當明末清初的亂世，目睹了清軍南侵的種種暴行，友好也多是民族氣節(jié)很強的人，他自己又“究心經史”，是個正統(tǒng)的儒者。變亂的現實也深深地影響著他的晚年生活，以致于使他“垂老奇窮，顛連痼疾，孤煢絕后，而短褐不完，藜藿不繼”。客觀現實刺激著他，《水滸》這部作品也影響著他的自我。受著這雙重刺激的他，十分自然地部分改變著對明末清初社會和 《水滸》這部作品所反映的北宋末年社會的認識，驚異地發(fā)現他們之間的驚人相似。這雙重的刺激竟然使得陳忱從《水滸》 中看出，它其實是一部反映民族愛國思想的巨著。《水滸》中征遼的情節(jié)與陳忱的亡國之慨，對故明的眷念之情產生了共鳴，以致于掩蓋或沖淡了其它思想內容對他的刺激，抑或是他有意不去理會其它的思想內容。他曾用 “憤書”二字來概括《水滸》的思想內核。所憤雖多，在陳忱看來，主要則是憤宋之失國。他說：“宋鼎既遷，高賢遺老，實切于中。”故“假宋江之縱橫而成此書，蓋多寓言也。”這一部《水滸后傳》實際也就是陳忱這明遺民自己的憤書。他在憤明之失國，所有對《水滸》的議論，不過是假他人之酒杯澆胸中塊壘而已。因此，《水滸后傳》雖說是《水滸》的續(xù)書，而思想內容的重心，卻發(fā)生了巨大的偏移。《水滸》重在反映官逼民反，而《水滸后傳》卻是把民族的愛國主義的思想作為全書的中心。阮小七憑吊梁山泊，殺死張干辦; 李俊太湖捕魚，反抗巴山蛇是《水滸后傳》英雄重新舉起義旗的兩個發(fā)端性事件。起事的原因雖然是因奸因霸，與《水滸》的主旨差近，但斗爭的整個過程卻交織著反抗金兵的內容，而且是在抗金斗爭中逐漸形成高潮。民族斗爭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反奸反霸的斗爭，作者也把它與反對賣國求榮的斗爭聯(lián)系起來。為阮小七所殺的張干辦是蔡京的親信;而毛豸則是楊戡的僚屬，楊戡又是楊戩的兄弟; 馮舍人是馮彪的兒子，馮彪又是童貫的心腹; 王宣尉是王黼的大公子; 巴山蛇曾拜在蔡京門下，汪豹也因 ”報在蔡京門下” 才做了御營指揮使： 一個鮮明的與 《水滸》不同的特點是，地方上的奸霸皆與朝廷大臣中的 “六賊” 沆瀣一氣，且大多是通敵叛國的國賊： 李良嗣串通童貫獻“遠交近攻”之計，“通連金國，夾攻遼國”，以致強鄰生釁;王豹在金人進攻的緊要關頭，獻了黃河劉揚渡口，引十萬金兵渡河; 郭京投降金人，做了知縣。就是這幫爪牙的后臺蔡京等六賊，也多與金人相通。《水滸后傳》第二十三回“困汴京奸臣遠竄”，陳忱有意虛構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勇士王鐵杖接受開封府尹的暗令，至驛站刺殺王黼，楊戩，梁師成，只見：



王黼笑道：“實不瞞二位先生說，我已使小兒王朝恩到金營與元帥粘沒喝說了，道不日攻破汴京，擄二帝北去，立異姓之人為中國之主，”捻著白須，笑吟吟的道：“安知我三人不在議立之中?不消幾日，便有好音。”楊戩、梁師成聽了，喜動顏色，稱贊道： “王老先生真有旋轉乾坤手段! 若然事成，我二人當盡輔佐。” 王黼道： “富貴共之，不必多言，恐有泄漏。” 于是開懷暢飲。



直接暴露了六賊賣國求榮的嘴臉。因此我們不妨說《后傳》的反奸反霸斗爭，實際上都罩上了一種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斗爭的色彩。一部 《水滸后傳》 凡四十回，從第十九回“納平州王黼招兵”開始到第三十回“同泛海群雄辟地”，作者接連用了整整十二回篇幅，直接反映金兵奸殺擄掠的暴行，歌頌英雄們奮起抗戰(zhàn)的斗爭，抒寫民族愛國主義的主題。到后來，牡蠣灘救駕，宿太尉海國封王，眾英雄臨安訪舊等等，也無不在體現這個主題。就拿臨安訪舊來說吧，作者在描繪當日臨安“十里紅樓，一窩風月”的繁盛景象后，直抒胸臆道： “所以‘山外青山樓外樓’ 這首詩，譏宋高宗忘父兄之大仇，偷安逸樂，不思量重到汴京恢復疆土，故云 ‘直把杭州作汴州’ 也”。又寫了個李師師臨安賣笑的故事，借題發(fā)揮：



柴進道： “…… (她) 為何在這里?”燕青道： “豈不聞 ‘鵓鴿子旺邊飛。” 樂和笑道： “還好，若飛到北邊去，怎處?” 燕青道： “……這賤人沐了太上皇恩波，不思量收拾門頭，還在這里尋歡賣笑，睬他怎的?”柴進道： “多少巨族世家，受朝廷幾多深恩厚澤，一遇變故，便改轅易轍，頌德稱功，依然氣昂昂為佐命之臣;何況這樣煙花賤婦，卻要他苦志守節(jié)，真是宋頭巾!”



是呵，遼邦國破，殉國大臣十余人，徽、欽二帝北狩，大臣中卻只有個侍郎李若水死節(jié)，多少文武，巨族世家 “鵓鴿子”似的向北邊飛去。堂堂 “紆青拖紫，策堅乘肥”，竟連李師師這個“煙花賤婦”也不如，豈不痛哉! 從作者的這無窮的寄慨之中，我們難道體味不出這位遺民的離黍之情?表面上，作者寫的是金人的入寇暴行，字里行間又無處不透露著這位遺民對清兵殘暴的憤怒的控訴。

說到這里，我們大約該明白 《水滸后傳》之所以贏得各階層讀者贊許的原因了! 中華民族有著一種強大的傳統(tǒng)文化信念——他們熱愛著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正是愛國這一點，統(tǒng)一著人們對《水滸后傳》 一書的整體看法。

從某種意義上說，《水滸》是市民的書，它反映市民的情趣，“為市井細民寫心”(參拙著《水滸新議》)，而《水滸后傳》則是一部正統(tǒng)儒者的書，它反映了一個真正的正統(tǒng)儒士的理想意愿，體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熾熱情感，一種對國土淪喪的悲憤情緒。

《水滸》的作者，對農村的生活無疑是隔膜的，他沒有能真正反映農村中農民和地主、漁民和漁霸的矛盾和斗爭，揭露的多是一些潑皮暴發(fā)戶如西門慶、牛二、張保、毛太公等對弱者、善良人的欺凌。要說真正反映當時農村中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斗爭，揭露漁霸對漁民盤剝的卑劣手段和令人發(fā)指的罪行，《后傳》倒是要較“前傳”深刻多多。《后傳》第九回 “巴山蛇截湖徵重稅”，第十回“黑吏賠錢受辱，豪紳斂賄傾家”，寫巴山蛇丁自燮勾結常州太守呂志球，頒發(fā)告示將大半個太湖劃作丁家的放生湖，漁民入湖打魚，須領丁家的字號水牌，若打得魚，丁家要分一半。最后連不過界的小漁船打得魚也要與丁家平分。一個三萬六千頃的笠澤湖，竟變作了丁家的養(yǎng)魚池。這不是封建社會黑暗現實的寫照么?征方臘后，不愿回朝受賞，詐中風疾的李俊及童家兄弟，恰隱居于太湖，靠打魚起息為生，如何能咽下這口悶氣，思量為民除害，卻反遭官府監(jiān)禁，這才鬧出了樂和設計懲治巴山蛇和呂志球。正是在反官府漁霸的斗爭描寫中，陳忱歌頌了英雄們嫉惡如仇的高貴品格和斗爭精神，“前傳”中卻沒有這種場面的描寫。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這次斗爭的目標和結局作了這樣的描述：



樂和(對丁自燮)道：“你做官貪的贓與平日詐人的財物共有幾多?盡數說出來，若隱藏一些兒，就剁做十幾段!” 丁自燮道： “不多，約有十余萬兩，有簿籍登記，不敢隱匿。” 樂和道： “我們不要分毫。今年歉收，百姓完納不起國課，把這項銀子入了官，代闔郡作了秋糧。”叫搬出來擺在廳上。樂和道：“呂太守，你喚書吏寫下百來張告示，各處張掛，說了自燮代納秋糧之故。”就叫書吏納紙領狀，呂太守用印簽押。“這是一件了。”又問道：“你倉中有多少米谷?”丁自燮道：“有三千多斛。”樂和道：“可喚附近居民并備佃戶來，你畢竟一向刻剝他們，分散與他。這是二件了。第三件： 太湖不許霸占假做放生湖，大小漁船抽過的稅都要加倍還他。你今要改進自新，若再不悛，早要早取，晚要晚取，決放不過了!”丁自燮又磕頭致謝。樂和道： “呂太守，你回去也要改過做好官，愛惜百姓，上報朝廷，若蹈前轍，亦不輕恕!你兩個送我們回船” ……



《水滸》中梁山泊上的好漢似未想到過做這樣的直接對老百姓有益的事情。細一分析，我們還會發(fā)現，對處理這類事，兩傳中英雄的手段也不同：“那丁自燮是第二個黃文炳”，可是黃文炳一家老幼四十幾口皆被殺，而丁自燮卻留得了性命;黃文炳的家財被英雄們悉數裝載運上了梁山; 丁自燮的家財，英雄們都“替貧民納了秋糧，分給佃戶，賠還魚稅。”這不同的處理，十分明顯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不同，作為一個正統(tǒng)的儒士，不能不講仁，“濫殺” 則非仁。“前傳” 中李逵舉起板斧排頭砍去的做法，陳忱顯然是不贊成的，人肉饅頭的描寫在 《后傳》中也決不會出現。《后傳》中這樣詳寫樂和處分丁自燮、呂志球，也分明曲折地體現著儒家的那種輕徭薄賦思想。當然，一紙空文，兩句輕諾，所值幾何?很難相信丁、呂這樣的貪奸狠毒小人，在利刃離開脖子后會去履行自己的諾言，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陳忱未免太書生氣。前傳作者對這批人本質的認識，無疑要比陳忱深刻。實際上，樂和自己對此也已表示懷疑，怕丁自燮、呂志球報復，安身不得，這才收拾家資，渡海占了金鰲島。占了金鰲之后，李俊在安民、賞米、撫老之余，立刻令樂和頒下律令：“殺人者償命，奸盜杖七十，錢糧行什一之法”，頗有點象劉邦進了咸陽的情形。錢糧行什一之法，正是儒家的傳統(tǒng)主張。小說最后一回寫李俊做了國王，正式受了宋王朝的 “冊封”，分封百官后，又訂出若干鞏固政權的措施，“建立宣圣文廟，開設學校、春秋二祭……選臣民俊秀子弟入監(jiān)讀書”便是一條。還制定“禮儀衣冠制度”，按儒家經典“陰陽和而后雨澤降，夫婦和而后家道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的訓示，正夫婦之倫，選定國母，與眾將士完婚; 同時外結高麗為兄弟之邦，以御強倭，內興禮樂，君臣一氣，以期建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君臣同魚水之歡，男女有及時之樂”那樣的似“周家八百年太平之基”。這也是一個正統(tǒng)儒者理想中的文明禮樂世界。作為市民之書的“前傳”，當然不會有這種思想，它希望的只是山寨之中無論帝子神孫、屠兒獵戶，皆兄弟相似，千里面能朝夕相見那樣的平等交通的社會。這也是《后傳》在思想上異于“前傳”的一個地方。

陳忱在盛贊《水滸傳》的同時，對于自己的這部《后傳》，也曾頗為得意地說它 “有高于‘前傳’處”，“并有勝‘前傳’處”，這倒也并非過譽之辭。《后傳》確有不少章節(jié)寫得精采動人; 幾個主要人物則不僅保持了 “前傳” 中人物的性格特點，且又有長足的發(fā)展，較之“前傳”更為豐滿，形象也更為深刻。陳忱在《水滸后傳論略》中曾舉出本書的四件大事： 一是“救駕立功，開基創(chuàng)業(yè)”; 二是“流貶誅戮”“六賊”;三是“草野孤臣重圍冒險”，“獻黃柑青子”; 四是故使奸吏劣紳“傾倒宦囊，倍償民利”。胡適在《水滸續(xù)集兩種序》中，對于前三件事有過這樣的評述：“《后傳》描寫北宋滅亡時的情形，處處都是借題發(fā)泄著者的亡國隱痛”;牡蠣灘救駕“這一段故事，全是虛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來表現他內心的希望”;黃柑青子之獻“一大段文章，真當得 ‘哀艷’ 二字的評語!古來多少歷史小說，無此好文章，古來寫亡國之痛的，無此好文章，古來寫皇帝末路的，無此好文章”; “中牟縣除奸” 一段文章寫得 “莊嚴沉痛”，“在第二流小說里是絕無僅有的。”這評價確十分得當。而第四件事中的重點章節(jié)“巴山蛇截湖征重稅”，“墨吏賠錢受辱，豪紳斂賄傾家”，反映當時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也是古小說中罕見的。梁山泊中未死的英雄如 “輻輳聯(lián)合”，一一歸于海國，“前傳” 中未了的好漢如王進、扈成、欒廷玉也與水泊英雄聯(lián)合起來，尋了個好歸宿，這樣的藝術構思，正彌補了 “前傳”的某些不足： 扈三娘一家被殺，而自己卻歸了梁山，做了矮腳虎王英的妻子，成了梁山的一員堅定的女將，這種轉變，不能不說是相當突兀。金圣嘆的“女生向外”說顯然是彌補不了這個漏洞的。大約正是看到了這種不足，《后傳》寫扈成在梁山英雄的幫助下，奪回了辛苦貿易得來的財物，親身體會到梁山英雄個個都是“頂天立地的好男子”，從而改變對梁山英雄為“亡命反寇”的看法，上了登云山，且勸說欒廷玉入了伙，性格的發(fā)展便自然得多。作者似乎也在暗示，扈三娘之所以不記家仇，成了梁山一員堅定的女將，大約正是認識了梁山英雄本質的結果。

還要作點分析的是燕青、樂和這兩個人物，這確是《后傳》中有血有肉、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不僅保持了各自在《水滸》 中所體現出來的性格特征，而且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重大的發(fā)展。

在 “前傳” 中，燕青已經是一個寫得相當出色，也頗為重要的人物。他忠于主： 身遭賈氏之誣而不見信于主人，卻無絲毫的怨尤，在盧俊義遭難時，依然舍身相救。他敏于事： 京師中通過李師師打通道君皇帝的關節(jié)，終于促成了招安。他識時務、慎于行：征方臘后，獨能看出尚未出現的悲劇結局，“情愿自將官誥納，不求富貴不求榮”，飄然身退。這是個有性格的人，卻不是個有美好性格的人，要言之，不過是個忠實機敏的奴仆。在《后傳》中燕青依然有忠、敏、慎三大性格特點，形象卻高大得多了。這個燕青一聞宋公明和盧俊義被奸臣所害，即到盧州盧俊義墳前哭奠，又到楚州宋江墓上祭祀; 當他得知盧二安人母女被開封府官員押往金營追比，要勒掯八百兩銀子，納不起便要被賣作奴婢、娼妓時，即傾家中所有，湊足銀兩，趕往駝牟岡贖取。差吏又要勒取三百兩常例，他又托戴宗連夜趕往飲馬川山寨去取，終于贖出了盧二安人母女。還是這個燕青，假扮金國通事，同楊林在“刀槍密密，戈戟重重” 的金營之中朝見道君皇帝，獻上黃柑青子，寓苦盡甘來之旨，復國驅虜之愿，使得“滿朝文武官僚，世受國恩，拖金曳紫”之徒相形見絀，惹得道君也有“可見天下賢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勛戚之中”、“普天僅見一忠臣”之嘆，“朕失于簡用”之悔。依然是救主，依然是面圣，此時此地，彼時彼地，情況不同，燕青這個形象的思想境界也大異。這個燕青身上沒有了奴氣，只有國破家亡的深深苦痛，眉宇間有的是一股置己身于不顧的英氣。這個燕青也更見機敏了，他一眼就看出金人許放二帝回朝，不過是個騙局;他利用金人的一個“木夾”，扮作撻懶的承局，巧妙地從劉豫的屠刀下救出了關勝，又冒著生命危險，再次深入虎穴，救出了關勝的家小;還是他，在國難當頭，民族矛盾上升之時，主張飲馬川合寨人馬，投奔抗金名將宗澤，以佐中興。中牟縣遇見蔡京、童貫、高俅等，又是他策劃了一個“盛宴”，懲處了奸佞，讓普天下之人申了口悶氣;到后來暹邏輔佐李俊立基，牡蠣灘力主救駕等等，幾乎每一件重要事業(yè)都是這個燕青做謀主。其機敏權變，其重要性，都已不是“前傳” 中那個燕青所能比擬。

樂和的形象性格，也有很大的發(fā)展提高，在“前傳”中，我們只看到他的聰敏伶俐，而在《后傳》中，他卻進而成為一個足智多謀的人物。他巧算計，用蒙汗酒放倒了汪五狗和兩個養(yǎng)娘，從奸滑狠毒的郭京、王宣慰設置的樊籠中救出了花榮的夫人，妹子和公子; 他導演了與漁霸巴山蛇和貪官呂志球的一場斗爭，并引導了斗爭走向勝利; 他佐李俊占了金鰲島，又深入暹邏國都，促成了花公子與玉芝公主的婚事，使得這支漂流異鄉(xiāng)的隊伍在海外站穩(wěn)了腳跟。這個樂和幾成了 “前傳”中 “智多星”吳用式的人物了。

燕青、樂和，還有阮小七、樊瑞、李應、杜興等人物形象，決不象某些續(xù)書中的人物那樣，只是前書人物的翻版; 整個《后傳》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決不只是“前傳”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重復，而是作者所處時代社會生活的再現。為什么《水滸后傳》能有其它續(xù)書所難于達到的成就，能有其它續(xù)書所難以企及的思想和藝術高度，《水滸后傳序》透露了個中的奧秘：



嗟呼，我知古宋遺民之心矣。滿眼牢騷，胸中塊磊，無酒可澆，故假此殘局而著成之也。



因為這不是無聊的游戲之作，這是一個歷經坎坷，有感于世的人，用心血和淚水寫出來的文字。就是立國海外的結局，也非純然烏托幫的虛擬，遠而言之，是唐人傳奇《虬髯公傳》的啟迪，近而言之，則是對借臺灣開展反清復明斗爭的鄭成功政權的影射，寓含著深刻的思想意蘊。

當然，從整體來說，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的成就，與《水滸傳》相比，應該說《后傳》還是遜色得多，其原因何在? 作者自己的話也很能說明問題：



《后傳》 有難于 “前傳” 處： “前傳” 鏤空畫影，增減自如，《后傳》按譜填辭，高下不得;“前傳”寫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傳》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按譜填辭，讓生活和作者自己的感情服從前書的框框套套，不是順著生活的軌跡，自己的感情去抒寫，高高低低，皆須按著前書的情節(jié)人物去臨摹，囿于前書所寫的內容來決定增刪，當然很難寫好。這是續(xù)書多不如前傳的一個重要原因。看一看《水滸后傳》寫得相當精彩的斗巴山蛇，獻黃柑青子，中牟縣除奸等等章節(jié)，無不是脫卻了“前傳”的框套束縛，直接描繪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摹寫自己真實內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