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頭記》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吳趼人著。四十回。上海 《南方報》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年9月19日) 至十二月二十六日 (1906年1月20日) 連載前十三回，署“老少年撰”。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上海改良小說社出版單行本，凡四十回，分訂四卷八冊，每回附一圖，題 《繪圖新石頭記》。1986年3月，河南中州出版社出版校注本。1987年9月，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校點本，每回附原繪圖，署 “我佛山人著”。



《石頭記》是《紅樓夢》的原名。吳趼人借其書名及書中人物賈寶玉等，“寫寫自家的懷抱”。《新石頭記》并非《紅樓夢》續書，而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紀初期一些人政治思想的社會幻想小說。

書敘賈寶玉出家之后，又不知過了幾世，歷了幾劫，一天，忽欲酬當年補天之愿，熱念如焚，遂蓄發編辮，攜通靈寶玉，重返塵世。路遇焙茗，同至金陵; 又到上海，巧遇薛蟠。閱讀當日報紙，方知時已 “大清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西歷一千九百零一年。做為隔世之人，寶玉看許多事情，都覺得新鮮。薛蟠在菜館請客，寶玉在席間認識洋行買辦柏耀廉(不要臉)。后來又認識了柏的兄弟柏耀明 (不要命)、原泰順輪船帳房吳伯惠。

寶玉讀了《時務報》、《知新報》，覺得十分合意。又讀《清議報》等一、二、三冊，心中愈加喜歡。他憎惡柏耀廉之類的洋人奴才，提倡愛國，與吳伯惠談論女子天足及婦女平權自立，認為 “天下事，最怕是不辦，又怕是辦的太驟”。薛蟠笑他過去罵人“祿蠹”，此刻居然談起經濟來，寶玉道： “彼一時，此一時也。”此后寶玉各種言行，無不與社會發展問題有關。他和吳伯惠參觀了炸彈廠、鍋爐廠、水雷廠、機器廠、熟鐵廠、洋槍廠、鑄鐵廠等處，大開眼界。他看到工人自食其力，“既覺得可憐，又覺得可敬”。他和吳伯惠主張學習洋人，精益求精，講求科學，提倡文明。為此，寶玉刻苦學習英文。他認為洋書本是有用的東西，應該學習。

薛蟠接到北京朋友王威兒來信，立即上京。王本是北京城里一個著名光棍，平日吃著嫖賭無所不為。他酒后與教民楊勢子發生沖突，縣官偏袒教民，重責王威兒。王事后尋機報復，打死楊勢子，亡命奔逃。薛蟠北上，王介紹薛加入義和團，被封為大師兄。義和團燒教堂，攻使館，燒鐵路，殺洋人，大鬧北京城。

寶玉帶著焙茗進京，見到薛蟠及義和團“丑態畢呈”，大為反感。臘盡春回，出都返滬，與吳伯惠西走漢口。寶玉在漢口與人議論維新守舊，被官府訪拿，關入監牢。后被伯惠救出，一同返滬。

薛蟠來信，說他在義和團失敗后，恐怕此地安身不得，欲到自由村。幸遇朋友劉學笙，別字茂明 (留學生，冒名)，認識路途，同到自由村。此處“自由自在，比較上海有天淵之別”。薛蟠邀寶玉一游。寶玉自下山以來，所見如“野蠻之國”，“黑暗世界”。欲酬補天志愿，便想到自由村一行。他帶焙茗北上，在山東境內，路遇強盜。焙茗中了一箭，變成一尊木雕的仙童偶象，而已剝落不堪。寶玉獨自信步東行，不知走了多少路，見到一座牌坊，祥光瑞氣，上面寫道“文明境界”四個大字。牌坊里面的額，寫著“孔道”兩個大字。境內一人來迎，告知“敝境甚是寬大，但能遵守文明規則的，來者不拒”。后展問姓氏，方知此人姓老，表字少年。

老少年向寶玉介紹了 “文明境界” 中各種情況。境內有一個自由村，與薛蟠信中所說的“自由村”完全不同。此處之“自由村”秩序整飭，屬于文明自由。其創建者復姓東方，名強，表字文明，三子一女，子名東方英、東方德、東方法，女名東方美，招一女婿，是化學博士華興(字必振，號再造天)之后裔，名華自立。他們共同努力，使文明境界內各個方面都與外界不同。寶玉隨老少年到境內各處參觀，見到、聽到許多新奇事物，有飛車、驗骨鏡、助聰筒、助明鏡、無聲電炮、透水鏡，等等，一切都比歐美制造更為精良。

“文明境界”內，近五十年來，民康物阜，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字典中已經刪去了盜賊、奸宄、偷竊等字，社會上已經取消了刑部衙門及各區刑政官、警察官、捕役等，真是千古盛治。境內采用“文明專制”，普及德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反對立憲、共和。

寶玉與老少年乘飛車到非洲獵獲大鵬，又乘獵艇到太平洋中獵取海鰍，還曾遠到南極。歸來，游歷境內各區，所見多奇。

遍游文明境界之后，寶玉約老少年同往東部仁字第一區拜訪東方文明先生，見到東方一家數代。境中之人，駐顏有術，東方三子，看著不過四十歲，都已有了曾孫。老少年看似四十，實已一百四十歲。

寶玉當晚夢回上海，聽吳伯惠談講五大臣出洋考察等許多新聞。夢醒，與東方文明交談，方知他就是當年金陵的甄寶玉。無怪東方先生與賈寶玉見面后，屢次稱賈為世兄、故人。

賈寶玉如夢初醒，想到自己補天之愿已被甄寶玉占了頭籌，便將隨身所帶通靈寶玉慨贈老少年，自上飛車，飛向自由村，以托甄寶玉庇蔭。老少年在飛車上偶一失手，將通靈寶玉跌落一個山凹，變成一塊嵯峨怪石，上面鑿一篇絕世奇文，約有十二三萬言，抄取出來，改成演義體裁，取名 《新石頭記》。

《新石頭記》中所寫的內容，特別是一些涉及科學技術方面的描寫，在今天的讀者看來，已經不覺得有多么新奇，甚且覺其淺薄。可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還非常落后，不僅鄉村居民，即使是中小城市的讀書人，也有很多人沒見過汽車、火車、飛機、輪船、電燈、煤氣，更不要說書中所寫的類似今日x光的驗骨鏡、類似今日直升飛機的飛車等等。因此，此書使讀者耳目一新，如觀現代神話，對于激發想象，增進知識，均有良好作用。當時的讀者，把它看作是科學小說，兼教育小說，“甫出版，人爭購觀” (杜階平《書吳趼人》)。

當時小說界著名評論家陶報癖在光緒三十三年 (1907)二月出版的《月月小說》第六號上發表評論說：“南海吳趼人先生，近世小說界之泰斗也，靈心獨具，異想天開，撰成《新石頭記》，刊諸滬上《南方報》，其目的之正大，文筆之離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絕無而僅有。全書凡四十回，以寶玉、焙茗、薛蟠三人為主腦，未涉及一薄命兒。且先生亦現身說法，為是書之主人翁，書中之老少年，即先生之化身也。而其所發明之新理，千奇百怪，花樣翻新，大都與實際有密切之關系，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進，愈闡愈精，為極文明極進化之二十世紀所未有。其描撫社會之狀態，則假設名詞，以隱刺中國之缺點，冷嘲熱罵，酣暢淋漓，試取曹本 (《石頭記》) 較之，而是作 (《新石頭記》) 自占優勝之位置。”由此可見，這部小說在當時讀者的心目中，占據著一席相當高的地位。

凡是讀過一些晚清小說的人，都會感到，《新石頭記》比之當時一些機械模仿外國科幻小說、教育小說和社會小說的末流作品，在藝術上是比較成功的。它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能夠引起讀者的審美快感。即使單從其內容來說，它也對今天的讀者們有吸引力。書中所表達的一些思想，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二十世紀初期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對各種問題的認識，還有助于今人對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進行思索。

譬如，小說的前半部，圍繞著如何正確對待洋人、洋文、洋書、洋貨等問題逐步展開。賈寶玉重返塵世，首先接觸到的一件新鮮事物是“新聞”，即報紙，上面所標的年月是中西歷法兼用。緊接著遇到的，是“洋火”，即今人所稱火柴，“一點點的小頭兒，燃著了那火，就那么大。”寶玉和焙茗原擬 “雇個牲口，或雇個船，” 由南京到北京，有人告訴他，這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遂改乘輪船，先到上海。“船上所有之物，都是生平未曾經見的。”及至到了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乘東洋車，看西洋景，日用各物，幾乎處處涉“洋”。這些描寫，都有一定的寓意，使讀者深切地感受到，方今之世，如有人一味諱“洋”，將舉步維艱。就連寶玉這樣一個隔世重生的人，也很快地認識到，必須向洋人學習，取洋人之長，為我所用。因此，他參觀工廠，苦讀外文，極力吸收新鮮知識，想要趕上時代。這些寓意，在今天這個改革開放的年代，仍然有一定的意義。只要我們回想一下，十年之前的中國大陸是如何看待洋書、洋文、洋貨、洋人的，就不難想見，早在八十年前《新石頭記》問世之時，書中賈寶玉重返塵世所見所聞，在當時的讀者群中會引起何等感喟。

值得注意的是，寶玉在主張學習洋人的同時，反對崇洋媚外。洋行買辦柏耀廉 (不要臉) 自稱“我雖是中國人，卻有點外國脾氣”。寶玉大怒道： “外國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們沒福氣，不曾做了外國狗，吃它不著!”寶玉稱柏耀廉這話是“腌臜話”，對薛蟠道：“你明天預備水，我洗耳朵!”這些描寫，即使對今人來說，也仍然有一定的啟發。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是也聽到過這類腌臜話嗎?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中國人經常面臨著兩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一是如何對待外來文化，一是如何對待民族遺產。吳趼人在《新石頭記》 中，力圖通過賈寶玉的經歷，回答這兩個最具有時代意義的難題。

在小說后半部，作者通過豐富的想象，虛構出一個取名 “文明境界”的理想國。在這片國土上，凡外人入境者，先用科學手段進行檢查，“倘是性質文明的，便招留在此; 若驗得性質帶點野蠻，便要送他到 ‘改良性質所’ 去，等醫生把他性質改良了，再行招待。”境內居民，自然大都是“性質”良好者。這已涉及優生、優肓、人口素質等問題。

“文明境界”共二百萬區，分東、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統轄四十萬區，每區一百平方里。每十萬區用一個字作符識，各區從一至十萬依次編號。中央部是禮、樂、文、章，東部是仁、義、禮、智，南部是友、慈、恭、信，西部是剛、強、勇、毅，北部是忠、孝、廉、節。境內十分重視教育與科學，一切生活，都力求按照科學規律辦事，因此，科學昌明，文化發達，秩序井然，物阜民康。

“文明境界”崇尚自由。但“自由”有文明、野蠻之別。“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飭; 越是野蠻自由，越是破壞秩序。界乎文野之間的人，以為一經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國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會上的規則，能明法律上的界線，才可以說得自由。那野蠻自由，動不動說家庭革命，首先把倫常捐棄個干凈，更把先賢先哲的遺訓叱為野蠻”。文明境界中有個自由村，是東方文明先生出生之地。東方先生三子一女(名英、德、法、美)，“父子五人，俱有經天緯地之才，定國安邦之志”。境內 “日就太平繁盛，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他們崇尚自立，反對媚外，主張“保全國粹，合群愛國”，使境內之治日臻完善。而且，他們還打算解救世界上所有受人虐待的落后民族，“把那紅、黑、棕各種人，都拯于水火，登諸衽席”。

東方文明先生已是孫曾繞膝。孫名東方文、東方武、東方韜、東方鈐，外孫名華務本; 曾孫名東方新、東方盛、東方振、東方興、東方銳、東方勇、東方猛、東方威，外曾孫名華日進、華日新，元(玄)孫名東方大同、東方大治、外元孫名華撫夷。這些孫曾之輩的命名，反映了東方文明先生的理想及 “文明境界”的未來。

稍有馬列主義知識和歷史知識的人都明白，這里所寫的“文明境界”，純屬烏托邦。現實世界中沒有 (也不可能有) 這樣的境界。而且，這種思想頗有反對革命，提倡改良，反對激進，傾向保守之嫌。這是幾十年來中國政治思想界的大忌。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批判眼光。可是，我們也不能忘了，吳趼人的 “文明境界”，產生于1905年。那時，馬列主義還沒有傳入中國，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才剛剛誕生。只有先進的人才能圍繞“東方文明”提出這種自強自立自創新境的設想。因此，這些思想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性。

幾十年來，中國革命有過一些令人浩嘆的曲折經歷。其中最值得深思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近幾年，圍繞著 “亞洲四小龍”起飛問題的討論，以及“新儒家”問題的討論，都涉及這個問題。這些問題很復雜，不在本書討論之列。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 早在本世紀初期，吳趼人就已圍繞著這些問題，進行過周詳的思考。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先進性與深刻性。

只要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看問題，就會看到，《新石頭記》在大量出現的晚清小說中，是一部少有的閃射著思想光輝的進步作品。當時的人們稱它“邃于探理”，“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里科學” (李葭榮《我佛山人傳》)。“少年讀之，可以油然生愛國自強之心” ( 《懺玉樓叢書提要》)。都有一定的道理。今天也應該對這部小說給予適當的評價。

在藝術方面，這部小說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一、作者富于想象，富于激情。

晚清大量小說，包括李伯元的名著《官場現形記》在內，普遍顯得想象力不足。作者過多地求助于片斷得來的 “話柄”，軼事，粘著在這些原始素材上，缺少必要的藝術加工。即使是書中寫得比較好的部分，也往往只是片斷的速寫，未能充分發揮想象力去彌補各個部分之中的藝術空間，因而使人缺少整體感。

在這方面，《新石頭記》要好得多。作者選用賈寶玉為全書主人公，并非信手拈來，而是經過精心構思的。作者撰寫這部書，意欲“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 ( 《最近社會齷齪史》 自序)。為了實現這一創作意圖，選用賈寶玉這樣一個“不知過了幾世，歷了幾劫”，隔世重生而又為廣大讀者非常熟悉的人物做全書主腦，以便充分發揮想象，是最合適不過的了。這位石兄，既靈且癡; 既能“悟徹前因”，又存“補天之愿”;既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古史圣訓，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用這樣一個渾身充滿了矛盾的人物做全書主角，最便于反映二十世紀初期社會大變動年代中國人的矛盾心態。

小說前半，寫寶玉下山，初到上海。“林黛玉”成了風月場中妓女的芳名，呆霸王薛蟠做起了販書的生意，中國人坐著洋車，吃著西餐，用著洋貨，連紀年也改用洋歷。整個世界都仿佛變了一個樣，一切都顛顛倒倒，新奇怪異。寶玉面對這一切，先是感到驚奇恍惚，然后經過一段逐漸適應的過程，成為新生活的一員。他對有些事物，反感抵觸; 對有些事物，大加稱揚。經過生活的陶煉，他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具有新品格的人。他對于新的生活，開始由被動投入變為主動投入，逐漸能夠適應新潮流。賈寶玉的這種轉變，正是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中國人共同經歷過的過程。作者以寶玉這個已經作古而又新生的特殊人物來反映時代的這種變化，既有高度的概括力，又有一定的藝術真實感。試想，如果作者改換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物來寫這一過程，恐怕在各方面就要遜色得多了。

晚清小說，除了 《老殘游記》等少數幾部，大都在藝術創作方面容易步入兩個極端： 一種是作者缺少必要的感情參與。作者對待自己的人物和故事，如同街頭市民佇足圍觀，幾乎完全是一種旁觀者看笑話的態度，即使嚴予“譴責”，實亦感情冷漠，并未想要認真地阻止什么，改變什么。另一種是作者過分地參入藝術世界，作者的傾向，不是“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而是由作者代人物言或人物代作者言，往往顯得生硬，笨拙，概念化，缺乏藝術感染力。這兩大缺點，使晚清小說普遍缺乏詩意，缺少美感。《新石頭記》在這方面做得好一些。盡管小說后半部中的老少年顯系作者的化身，但他仍然使人感到是一個有感情、有血肉的藝術形象，并不單純是作者的傳聲筒、代言人。作者在對他和其它人物的描寫中，都是帶有感情，含寓愛憎的，因此，這些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帶有詩意的光彩。作者圍繞這些人物展開的故事，字里行間、流宕著難以平抑的激情。

藝術永遠離不開想象與情感。從這一角度來說，《新石頭記》比許多晚清小說更象是一部藝術作品。

二、作品有統一布局，結構比較完整。

晚清小說，有許多是急就章，在藝術上比較粗糙。有些作品，作者想一段，寫一段，隨即在報紙上發表出來。全書如何布局，大約有些作者并未在開筆之前認真地考慮過。一些作品之所以全書沒有主腦人物，頭緒紛繁，角色眾多，故事“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此有關。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全書以賈寶玉為主腦，貫穿始終，猶如作者《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亦全書以一人為線索，遂使作品具有完整性，讀者閱讀起來也比較方便。張冥飛在《古今小說評林》一書中論《怪現狀》說：“全書布局以 ‘我’字為線索，是其聰敏處，省力處，亦是其特別處。” 《新石頭記》亦然。

《新石頭記》全書四十回，以第二十一回為界，分為前后兩大部分。前半寫現實社會，后半寫理想社會，兩半分量相當，給人以均衡之感。明清小說在開頭、結尾、場景轉換等處，往往顯得生硬、突兀，有牽合痕跡，技巧不夠1kmi熟。《新石頭記》在這些關鍵之處比較從容、自然，顯示了作者在整體構思方面匠心獨運，藝術技巧比較成熟，在同類小說中略高一籌。

例如，焙茗的上場與下場，前后照應; 全書開頭寫到通靈寶玉，結尾以通靈寶玉告終，亦前后照應。兩大部分之間，從薛蟠與劉學笙的“自由村”，寫到文明境界中的“自由村”，自然地綰結為一體。書中為顯示作品所反映的時代，不是象古代話本小說或擬話本小說那樣，開篇處由作者直接出面，交代故事發生在某朝某時，而是由寶玉兩次看到的報紙上的年月自然地告知讀者，再輔以寶玉所見之 《曾文正公大事記》、《時務報》、《清議報》等，讀者便比較容易地置身于作品所寫的時代氛圍之中。這些看似細微之處，都顯示了中國小說在結構藝術方面從古代到近現代逐漸過渡的軌跡。

三、思想奇崛，詞筆清鬯。

據李葭榮《我佛山人傳》、胡寄塵《我佛山人遺事》、包天笑《吳趼人的身世》記載，吳趼人本來是一位有志于科學技術者。他曾在江南制造軍械局供職，“頗潛心于機械之學”，“多巧思”，“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這使他有別于一般文學家。這種特點，即使在今天的文學家隊伍中，也仍然是引人注目的。未來社會，將隨著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使文學家隊伍中更多這種人。這將會對文學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小說是語言藝術中的一種。盡管伊茲拉·龐德在《閱讀基礎知識》中說，一般人在閱讀小說時主要是讀它的故事情節和對人物內心的剖析，并不側重其獨特的遣詞造句(《閱讀基礎知識》)，但是，一當人們把小說當做藝術品去欣賞，而不是僅僅當做故事去閱讀時，就會對它的語言成就非常注目。凡是能夠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小說，總要在語言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才行。《新石頭記》之所以至今還有一定的閱讀性，即和它的語言成就有關。

吳趼人在語言方面下過很多功夫。弱冠時，“偶從舊書坊買得歸熙甫 (有光) 文集半部，讀之愛不忍釋，遂肆力于古文。寢饋三年，而業大進。尤嗜稗官家言”(杜階平 《書吳趼人》)。后來，他“能言善語”。“君恒居喜詼諧，一言既出，四座傾倒。”1903年，反美華工禁約運動在全國展開，吳趼人積極投身于運動之中。他在上海與愛僑人士共商支援美國華僑之事，多次發表演說，都很富有感染力，能使“聞者時而歌，時而泣”。“所至演壇，皆大哄曰： ‘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了見人心理，不爽毫發。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 (李葭榮 《我佛山人傳》、胡寄塵《我佛山人遺事》)。

由于作者有這樣的語言修養，《新石頭記》的敘述語言比一般晚清小說通暢洗練，作者所用的敘述方式和語言風格，首尾一貫。作者善于控馭，使其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因此，讀者能夠一口氣讀完，不覺得厭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吳趼人懂外語而不用歐化語言，擅古文辭而不用文白夾雜體，長期編報而不用晚清那種有時裝腔作勢的報章體。他在《新石頭記》中明確提出，要 “純用白話以冀雅俗共賞” (四十回)。這使他的語言風格比其他晚清小說家更接近于現代小說。文長不便引錄，讀者只要對照一下《新石頭記》和李伯元、劉鶚、曾樸、黃小配、歐陽鉅源等晚清著名小說家的作品，便會明白。

當時的人評論吳趼人的 《新石頭記》等作品，稱之 “隨筆馳騁，而文不受范” (李葭榮《我佛山人傳》); “思致奇崛，詞筆清鬯” (杜階平《書吳趼人》);“趼人之文，豪而不爽，細而不曲，故間有縷覼疏率處，但其筆墨已為近今所罕見矣”(張冥飛《古今小說評林》)。這些評論都顯示了《新石頭記》在當時文學水平上所取得的語言成就。今人或已不易覺察，當時的評論家處于他們那一時代的語言環境中，對此比較敏感，故贊嘆不已。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石頭記》是一部很值得注意的小說。其名望雖不及同一作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但若論其思想之新穎，構思之奇巧及語言等方面的成績，似不在《怪現狀》及同一時期其它晚清小說之下。今天的讀者讀起來，也還是饒有趣味的，大家不妨一讀。